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世界屡见不鲜的反犹活动。中国拒绝反犹主义，这当中自有它的道理。中国人主要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的影响，和犹太人的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两种文化均重视家庭价值，都把教育看成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屡遭苦难，这使他们对遭受同样命运的犹太人民深表同情，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两个不同的民族，同样有的古老的文明，经历过差不多相同的历史苦难，同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命运，决定了他们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同情和支持。犹太民族永远对中国人民深怀感谢，他们拒绝反犹主义，而且为逃避大屠杀的犹太难民提供蔽护。
12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犹太人
犹太人在中国避难，但他们从来不是消极的等待恩赐，他们和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的犹太人一样，融入中国人的当地社会，参加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共命运。犹太人当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中国人民独立和解放斗争中的坚强战士。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探寻我们犹太同胞与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联系，结果使我十分惊奇。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外国人积极参与中国革命斗争的佳话，最有名的像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但是，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而这当中就有我的犹太人同胞。
犹太人参加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有许多动人的故事。这是任何一本涉及中国和以色列关系的著作都应当加以记述的。一些犹太人与中国人民合作，参加地下的和公开的斗争，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有：与孙中山合作的“双枪科亨”，在抗日战场上倒下的志愿战士汉斯·希伯，积极参加抵御外国侵略和国内解放战争的雅各布博士，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犹太人依然留居中国，只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大部分人逐渐离去。
犹太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是很好理解的。犹太人是一个人数很小的民族，历史上不断遭受磨难，充分理解别人的苦难，对中国人民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因此毫不奇怪，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表示他十分理解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有意思的是，在投身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犹太人当中，有不少人是医生。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医生的本职是救助他人。
那些和新中国缔造者合作的犹太同胞，以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帮助铺垫了通向今日中国和以色列友好合作关系的道路。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有机会积极参加这桩伟大的合作事业，而这些可敬的犹太同胞，他们的高贵人品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对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有益影响，我将永远记住他们。
获赠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
我自小就知道有一本著名的著作——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读者是否知道，这本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有爱泼斯坦的一份巨大功劳？
爱泼斯坦是出生于波兰华沙的犹太人。极少数非华裔外籍人士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
他父亲被沙俄政府以领导工人起义的罪名投入监狱，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被送到远东地区，在那里经营一家公司。德军接近华沙时，母亲带上爱泼斯坦逃离波兰，找到父亲，终于躲过了纳粹的恐怖大屠杀。后来他们一家来到中国并定居天津，当时爱泼斯坦仅有两岁。幼年的经历对爱泼斯坦后来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于最终导致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斗争。
爱泼斯坦长大到15岁时便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为在天津出版的英文版《京津时报》撰写文章。1938年23岁时加入“中国反战同盟”，这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创建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动员国际力量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1941年他编造一则有关他死亡的假新闻，骗过正要抓捕他的日本人。假消息传到国外，《纽约时报》做了报道，许多人都以为他真的已经不在人世。后来爱泼斯坦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冒了出来，而且和爱德华·斯诺成了私交。斯诺将他最有名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交给爱泼斯坦过目，爱泼斯坦被书中的内容深深打动，为斯诺担任出书前的校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