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关键
最后我要说，归根到底，以色列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成就取决于她强大而优秀的人才资源。她拥有教育程度高、富于创造发明能力和进取精神的人民。按人口比例来看，以色列拥有的工程师人数以及科技论文发表数量高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色列每万人有工程师135名，美国为85名。以色列按工程师数量和人口的教育程度而论高居世界前列，但基本设施较差，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对这种状况加以补救。
以色列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人才的重要来源是移民。1990年代原苏联解体后，大量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涌入以色列。1990—2000年间，数十万计的苏联人移民到以色列，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很多人拥有理工科学位。移民大量涌入带来了创业热潮，正如当年从欧洲涌入美国的移民纷纷创业一样。政府实行技术孵化器计划，一方面就是为了给新来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才能发挥作用。移民帮助以色列在1991—1994年间实现了飞快增长，并促成了1998年后的高科技繁荣。
在以色列科技发展的大潮中，涌现出无数个“弄潮儿”。他们为推动以色列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事迹充分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意义。约瑟夫（约西）·瓦尔第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约西·瓦尔第号称世界高技术的领军人物,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企业家。近40年来，他创建和协助建立的技术公司多达50家，涉及软件、能源、电光学、绿色技术等各个领域。最有意思的是，约西·瓦尔第是从一个政府公务员的岗位迈上事业成功的道路的。他26岁被任命为发展部以及能源和基建部的一名总司长，当时是以色列最年轻的总司长。发展部主管自然资源领域，电力、海水淡化技术、石油勘探的研究和协调、沙漠研究所、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等皆属该部的管辖范围。约西·瓦尔第28岁担任以色列化学公司董事长。他还是死海工业公司董事会董事以及其他许多开发项目的领导成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工商界和科技界成功人士，许多也像约西·瓦尔第一样是“下海”精英。
但也不能说人才是以色列得天独厚和可以伸手得来的一张现成“馅饼”。1990年代后期，以色列高科技开始受到熟练技术人员短缺的影响，因而政府和工业界扩大教育计划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21世纪以来，高科技领域出现下滑，对有专长人员的需求开始减缓，但总的来说人才缺乏的现象并未结束。
现在以色列高技术增长正面临工程师和经理人员短缺的瓶颈。大专院校、政府和工业部门都在扩大培训计划，而且设法吸收大胡子（极端正统教派）等阶层人士以增加劳动力来源，但人才依然供不应求。高技术领域对延请外国熟练工程师和程序专家的要求曾经减退，但随着工业复苏和以色列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继续存在，这方面的要求将会恢复。
发掘人才资源还涉及税收政策和政府对科研事业的资助。尽管以色列政府对科研的资助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但舆论仍然认为有所不足，导致人力资源的配置比例过低。进行税收改革以促进公司兼并和收购、增加员工福利、鼓励外国投资，这些都是人民期待政府采取的措施。
5 两国建交的耕耘者
中国水利部和外国专家局有关专家编写的一份报告，记述了中以两国正式建交之前的科技交流活动，专门介绍了六位以色列人的在华经历和所做贡献。原件是用中文发表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朋友送给我一份英文译稿，我也荣幸地名列其中。我1989年的对华访问被视为发展两国正式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不用说，我为此感到万分高兴。
中以建交起源于“水”
报告的开头如此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始于乒乓球，和以色列则源于“水”。
这话颇有道理，在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发展过程中，水以及与水资源息息相关的农业，我们或者统称为绿色产业，自始至终就是一出重头戏。有关的技术交流和商贸合作活动，贯穿于不同渠道，渗透到各种领域，成为推动两国关系由原来的隔绝状态走向正常化的重要助力。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以两国建交的历史。联合国1948年2月通过关于以色列独立建国的决议。当时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在表决过程中弃权，但同时宣布，一旦以色列加入联合国成为它的会员国，中国将予以承认。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不久，以色列不顾美国反对，于1950年1月9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色列是中东国家中第一个采取承认行动的。阿拉伯国家没有迈出这一步，因为他们和西方保持联系，而西方国家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色列于1950年1月28日收到有关消息，中方准备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紧接着爆发朝鲜战争，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支持美国，建交一事便拖延下来了。后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密切，直到80年代后期两国建交问题才逐步摆上了日程。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从关系松动到建交成功是一个漫长、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在《以色列和中国：1948－1998》一书中，曾任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并为中以建交做过大量工作的列文·默哈夫先生（中文名“麦宇仁”）对此有过如下评述：“中国1978年开始大规模改革，与此同时以色列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强，这为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80年代期间，土地已经耕耘完毕，下一步有待播种了。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1992年收获为止的播种过程，却是十分艰苦的。”
关于这段历史，有不少权威的论述，阐述中以建交的全过程也不是本书的任务。我们只想说，收获是由各个领域、各方面人士用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努力的“水资源”浇灌而成的。他们当中有商人、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和科学家。但是有过贡献的人，有不少是不为人知的。以色列有句俗话说，“成功多人邀赏，失败无人吭声”。就中以建交一事来说，有不少人自命为有功之臣，但是情况多年未见进展，又有谁出来自责呢？在我认识的以色列籍或非以色列籍犹太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当中，有不少为此作出过贡献，他们曾在建交前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也许默默无闻。为此我想在上面提到的波哈莱斯教授等人之外，在这里着重列出几位这样的朋友——约瑟夫·沙和伟、艾舍尔·布列勒斯、诺曼·卡普兰，人们同样不应该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