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渠道的建立
据话友回忆,那是1985年的晚春时节,他所在的一家从事对外技术贸易的国营公司接受上级指示,准备接待一个从新加坡来的主要由以色列人组成的高级经济技术代表团,任务是探讨中以双方商贸实业界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可能性。代表团团长波哈莱斯教授是以色列农业部农村规划与发展局长,成员均来自以色列一些著名企业和机构的管理高层。一周时间的业务洽谈是友好和富于成效的,最终签订了共同协议,商定就广泛课题进一步进行接触,内容涵盖农业、电子通讯、化工、能源,等等。正如波哈莱斯教授在他的《自传》中所述,对整个接待过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这既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来访者的人身安全。
据了解,话友所在的工作单位是新组建不久的一家国营公司,以引进国外智力即专业人才和先进技术为主要任务,以色列开始成为公司的一个工作方向。后来为执行此项任务还专门成立了另外一家独立公司并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授权组织和协调有关活动,从此形成一条经由香港连接以色列和中国大陆的秘密经贸和技术交流通道。
签证是以色列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关键。没有外交关系,固然不能持以色列护照取得签证;不少以色列人持有第三国护照,比如美国护照,但是只要上面标明持有人是以色列籍,取得签证亦非易事。而在精明的犹太生意人看来,没有最终客户与之直接对话,没有对相关商业环境的实地了解,那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香港曾是以色列商业人士遥望中国内地巨大市场“望洋兴叹”的地方,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以色列塔迪兰公司的商业代表应当记得,1986年他们应邀到香港与来自内地的中方代表接触,就曾抱怨说和中国难做生意,因为拿不到进入中国的签证。事后中方代表聂松女士问他们要名单,她说:“请告诉我,你们哪些人需要进入中国。”未过很长时间,塔迪兰的有关人员拿到了“另纸签证”的特别许可,相继进入中国开展工作。随着政府逐步放宽入境政策,并得华阳/华泰渠道提供的帮助,通往中国内地的闸门正在悄悄打开,等待已久的以色列来客竟相涌入。
坦诚地说,在中以两国开始接触和交往之初,中国方面看重的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而以色列方面更希望获得政治外交上的好处,打破它在世界上相对孤立的状态,给外部世界一个印象,似乎中国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开始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了。保守秘密和泄露消息,一直是双方的一种博弈。
所以不足为奇,尽管有实行保密的郑重承诺和约定,中以双方的秘密接触还是不断有消息走漏出去。
据话友回忆,1987年底中方一个高级经济技术代表团回访以色列,这是继1985年以色列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经由这条通道开展的另一项重大行动。中方的目的是要通过实地考察,直接深入地了解以色列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为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代表团的成员均为国家农村和农业机构的经济和技术专家,包括以下提到的中国一家重要智囊机构的代表。选择农业作为考察主题既是从需要出发,也是为了尽可能降低问题的敏感性,期间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
整个考察过程相当顺利,但是到最后一刻却出了点小麻烦。代表团临别前夕举办的封闭告别酒会行将结束时,宴会厅大门外来了黑压压一大批西方记者,他们手提照相机、摄像机包围上来。这是完全违反双方的有关保密承诺的,中国代表团被迫退回厅里提出交涉,主人最终只好另开后门让代表团返回驻地,西方记者白等了一个晚上。
我还听说,波哈莱斯教授与中国交往之初,围绕保密问题还引起过一段小插曲。他在会见中国农业部以及农业大学的有关人员时,得知他们希望改良奶牛的基因结构,而且他们知道以色列的奶牛品种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以色列奶牛平均产奶量超过1.1万公斤,因此他们有兴趣获得以色列良种公牛的精子。为了表示好意,波哈莱斯教授再次访问中国时,特意给中方带来一种非常著名的以色列公牛精子。他安排将盛有公牛精子的两个特制冷藏罐交给中方设在香港的代理公司,再由他们发往中国内地。
但是由以色列运到香港的冷藏罐上,写明的接收地址是以色列驻港领事馆,由此引来了一个问题。在以色列总领事看来,这是关系到政治的一个可乘之机,是外交上的重要一步,坚决要求中方派人直接到领事馆领取。但是中方迟迟不派人来,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理由:他们将进入以色列领馆视为涉及政治外交的一步。这样一来,从以色列领馆接收公牛精子一事就耽搁下来了,于是有人开始质问:“波哈莱斯的精子出了什么问题?”谁知道,问话人是口误还是无知呢?这件事一直被传为笑柄。后来还是双方互相让步,冷冻罐搬放到以色列领馆所在商业大楼的大厅里,由中方驻港机构派一名信使前来领走,双方均感满意。当然,最满意的还是波哈莱斯教授自己,一出富于幽默感的闹剧结束了,精子的疑问终于化解,还给他一个清白。
直到1992年中以两国正式建交以前,通过上述秘密渠道组织安排了数十项重大业务活动,促成一系列项目的签约和实施,几年间进入中国的以色列人数以百计,他们主要有商人、工程技术专家和科学家。这条渠道的沟通网络,实际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布及整个以色列经济和工商技术界,在其存在的几年时间里,为推动中以两国经贸和科技界的接触与交流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还应当提到的是,这个渠道开展的广泛而积极有效的活动,实际上构成了两国后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一曲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