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北京机场显得有些落后，从机场通往市区的专用公路还不够宽敞，但平直而整洁。驱车去市区的一路上，主人兴高采烈地给我们指点从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北京景色。已近深秋，公路两旁的杨树林泛出金黄的颜色，透过树丛的屏障看到的是无际的农田，还有星星点点的村落房舍。我的话友后来告诉我说，那时曾有一位西方记者带着讥讽的口吻写道，那矮小而凌乱的村舍，让你根本想不到已经进入一个大国的首都。但是我有着与这位记者不同的心情，想起我父亲20世纪30年代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想起我童年时期在巴勒斯坦居住过的贫穷落后的农村，眼前看到的景象在我心中显得是那般平和、宁静，甚至还带几分亲近。
进入市区，见不到许多高楼,但是沿街散布着片片绿地和五彩缤纷的人工花坛，煞是好看。这类精心布置的鲜花坛景，后来越办越红火，特别是逢上重大节日，已成为北京颇具特色的亮丽景致。为此我还向我居住的以色列城市雷霍沃特当局建议，也采用这种办法装点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了，主人在车上说要带我们好好看看北京。我有些疑惑，在我们这次旅程当中，北京只是又一个中转站，计划过夜一晚，第二天就要换乘飞机继续赶往最终目的地——远在大约两千公里之外的广西桂林，怎么谈得上“好好看看北京”？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等我们在下榻的饭店洗漱完毕，两辆小轿车和陪游人员已经守候在门外。为我们安排的是一份丰富而又紧凑的日程表：当日下午游览长城，晚上吃北京烤鸭，第二天上午带上行李参观故宫紫禁城，完后直奔机场。中国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主人现在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只要你来到了北京，要成为“好汉”还有另外两件事是非办不可的，那就是吃北京烤鸭和进紫禁城——哪怕你只是留宿一夜的匆匆过客。
结束两周时间的访问回国后，我照章向上级提交一份报告。这理应是一份业务性的工作汇报，但我还是禁不住以大量篇幅记述一些题外话，那是对一个陌生国度的新鲜而强烈的感受。其中写道：
“我们的访问行程始于北京，第一个地点是长城。长城是从外空唯一能辨认出来的地球上的人工建筑物。打从上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不断从地理课本上听到它的事迹和传奇。在我的心目中，长城是多么崇高而伟大！”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和它有了最亲密的接触。不过说实在的，如我在报告中的记载，当时我还是有点失望，我本来以为它更宽阔，更高大。也许这种“失望”感是一种莫名的心理反应，大凡是怀抱着极高期待的人们在近距离接触到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时，往往容易刹那间产生这种反应。
“另一个地点是紫禁城。《末代皇帝》一部电影，使紫禁城更加名扬海外。当我漫步在这宫城的庭院里，电影的绚丽色彩和动人情节已经忘怀，但是故事主人翁末代皇帝溥仪的形象，却清晰地浮现在我心中。”
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上门拜访一位朋友，他指着邻近一家宅邸告诉我说：“你可知道，我的邻居是溥仪的一位亲戚。”我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溥仪？”他说：“是呀，那时他已经从监狱释放出来，在公园里当园丁。我还同他攀谈。”我问他谈些什么，这位朋友答道：“不提他的过去，只是谈他种什么花草。”原来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王的统治历史，不只承载于像故宫这样辉煌的宫廷建筑，还可以在寻常百姓家中找到某种温情的联系。
听说后来星巴克咖啡竟然跑到紫禁城里开店来了。这事遭来人们大量的非议，星巴克也撤走了。我想理应如此。一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珍贵的人类历史瑰宝，让现代的垃圾食品和饮料叫卖其中，这是多大的讽刺！我并不想贬低星吧克，它是成功的西方文化现象之一，而且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获得迅猛发展。我只是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崇敬和珍惜紫禁城——这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文化遗产。
我在报告中继续写道：“晚上在著名的和平门北京烤鸭店接受宴请。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另一番极其深刻的印象。倒不是因为烤鸭的美味，而是因为店面规模之宏大，竟能容纳2000人同时就餐！设想一下，在我们所在的国家里，最大的餐馆只能同时接待最多200到300人，2000人的数字该是何等惊人。在这样的餐馆里用餐，不禁让人联想到人丁的兴旺。”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丁兴旺是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有句俗语：“人多好办事。”不过“人多”也是把双刃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