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在我的电影里，我珍视演员脸上最细微的表情变化，因为在那些刹那，他们下意识的神情出卖了他们内心的秘密，那一刻，我仿佛能触摸到人物的灵魂。这是电影吸引我的原因，和技术完全无关[1]
当电影工业化模式逐渐成熟，电影作为产品被大批量制造时，德莱叶艰难地在这项大众娱乐活动中找到了一个艺术的承载点，这个“点”就是镜头里一张纯净、纯粹的脸。
人脸特写放大了最细微的表情，成为内心起伏的外化。[2] 静物特写则有着状物移情的作用。一个贴切的环境能帮助演员进入忘我的状态，德莱叶对细节真实有着匪夷所思的苛刻要求，他认为只有缔造一个完全真实的环境，其后演员才能栖息在这个环境里，忘记表演，任由角色牵引着他们。[3] “即使只是一件微小的摆设，也能牵引演员的眼光，而他们的每一个神情在每一个镜头里都是至关重要的。”[4] 德莱叶从来不在剧本里写分镜和摄影机位置。《诺言》和《盖特尔德》的摄影师海宁·本德森回忆，德莱叶必须看着场景中活动的人，而后才决定如何取景，如何构图，画面之间如何延续，如何剪切。[5]演员是第一位的，技术围着人转。
[1] Carl Dreyer，收录于Sarris编辑的Interviews，第142页。
[2] Dahlin: Carl-Theodor Dreyer a Paris , 第5页。
[3] Dreyer in Double Reflection , 第166页。
[4] 同上，第113~118页。
[5] 对Henning Bendtsen的采访，1976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