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们深信电影研究与电影创作相辅相成，那么总有一些作品，它们的诞生打破了约定俗成的规范，挑战我们的想象力与理解力。对于这些新鲜的面孔，我们轻易地贴上“先锋”、“实验”之类的标签，然而对于它们真正的理解和接受，则困难重重。例如在面对小津、沟口、布列松、塔蒂等人的电影时，我们若局限于古典好莱坞时代的审美思维，则无法透彻理解这些影片并欣赏它们的美学价值。而德莱叶，一如上述众人，恰是代表了这一种挑战。
德莱叶的一生，被定义成一则“克己清修”的传奇，他的形象，定格成一个阴郁、克己、严苛的丹麦人。因为这幅过分深入人心的“肖像”，我们几乎忽略了德莱叶给电影领域—从美学层面至工业体系—带来的狂风暴雨般的冲击。比如，《圣女贞德受难记》之前的作品多被视作“学徒期”的习作，是后期杰作的试制品。这一理解从根本上忽略了那些电影在默片时代的地位，忽略了它们在那个时代掀起的开拓与革新。至于德莱叶后期备受瞩目的五部电影：《圣女贞德受难记》、《吸血鬼》、《神谴之日》、《诺言》和《盖特尔德》，传统意义上的解读仍未能触及德莱叶带来的真正挑战。
通常认为，德莱叶后期的电影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观点最初由阿梅蒂·埃弗瑞（巴赞的朋友、牧师、电影学者）提出，他强调，德莱叶最后的五部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灵魂的探寻。在空间与时间的迷宫中，德莱叶试图抓住凌驾在感官经验之上的某些东西，勾勒出它们的形状，甚至赋予它们以某种实体。这些作品无论形式或结构最终都归于哲学式的思辨，影片中的空间是有限的，被束缚的，“封闭的空间被看不见的力量穿透，犹如海绵，灵魂的暗流激荡其间。我们眼见这空间被不断放大，如观察显微镜下的微粒，将那些暗涌的挣扎看个明白”。[1] 它们是时间里的诗歌，这时间“非关世俗烟火。无法用时钟的指针丈量。是可以被无限拉伸的、心灵的时间”。[2] 空间与时间的变迁、善恶冲突的母题，一切被融合，被提升至灵魂的维度：“身体与心灵，圣典与慈悲，言语与沉思……德莱叶的电影最终通向一个超脱于俗世生活的神秘之境。我们唯有跳出柴米油盐的局限，方得一窥一二。”[3] 这番评语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言辞优美空灵，更重要的是，埃弗瑞借助宗教的框架，将德莱叶最后五部电影定义成一则完整的“灵魂宣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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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medee Ayfre: Le Cinema et sa verite , 第175页。
[2] 同上，第176页。
[3] 同上，第1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