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答案在于对失败的判断被夸大了。一项细致的研究表明，主要国家在1950年到1990年间发起的115次经济制裁中，约三分之一对制裁国目标的实现至少起到了一些作用。该研究发现，当制裁目标明确适度、制裁对象起初处于弱势、经济关系重要、制裁严重、制裁持续时间有限时，制裁最有可能成功。有人对这些研究结果表示怀疑，其中一位学者称，在115次制裁中，仅有5次是有效的，其中包括对南非和利比亚的制裁等最重要的制裁。
鲍德温指出，对有效性的判断只与结果有关，而对效能或效用的判断与手段和结果相关。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种手段能够替代制裁。即使通过经济制裁达到目标结果的可能性很低，但问题是，这种可能性是否依然高于通过其他替代性政策手段达到目标结果的可能性。军事权力有时更有效，但其运用成本可能过高，从而使效能降低。以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制裁为例。正如古巴导弹危机所表明的，使用军事手段将卡斯特罗赶下台可能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其中包括核战争的风险。同时，在美苏两极冷战中，不作为会使美国在与苏联的政治较量中遭受重大损失。尽管制裁并不能有效促使卡斯特罗下台，但它们却是使古巴蒙受损失并遏制卡斯特罗的有效途径。军事行动可能（或不可能—猪湾事件就是一个证明）能够将卡斯特罗赶下台，但考虑到潜在的军事成本，制裁可能是最有效的政策选择。
与所有形式的权力一样，经济制裁的运用也取决于情境、目的和将资源转化为目标行为的能力。判断制裁是否成功需要明确制裁目标，但行为体和观察家常常将各种目标混为一谈。制裁的主要目标包括行为改变、遏制和他国政权更迭。或者，这些目标也可被描述为胁迫、约束和示意。胁迫是努力让目标对象做某事，防范是要让目标对象做某事时遇到困难，而示意是向目标对象、国内民众或第三方表明承诺。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贸易制裁很少能强迫目标对象顺从或颠覆目标政府，其威慑作用也有限，但作为国际和国内信号，它们通常是成功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著名的古巴制裁“失败”。尽管制裁没能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并且仅仅稍微抑制了卡斯特罗的国际能力（因为他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援助），但美国政策制定者却通过制裁向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发出了信号，与苏联结盟会付出沉重代价。（冷战结束后，制裁实施的情境发生变化，它们是否失去效用或者产生相反的效果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同样，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总统卡特没有威胁动武，而是削减了谷物销售并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当时如果威胁使用武力，可信度并不高。发出威胁很容易，但如果没有付诸实施，国家的信誉就会遭到严重损害。这些制裁会使美国付出高昂成本的事实使美国对苏联入侵行为作出的反应更可信。
普通的制裁就像一柄钝器，遭受苦难的不是专制国家的上层决策者，而是贫穷弱势的人口。而且，在对伊拉克的制裁中，萨达姆政权对制裁的残酷影响进行了夸张的报道，从而使联合国的制裁非法化并寻求能够削弱制裁影响的让步。20世纪90年代，制裁效果普遍有限，各国由此开始规划针对上层人士而非普通公众的“巧制裁”。上层集团的某些特定成员被禁止旅行，其在海外的金融资产遭到冻结。2007年，朝鲜政府重回谈判桌就是制裁的功劳，美国财政部有效冻结了朝鲜在一家澳门银行的资产。此外，政策制定者开始意识到制裁应该被视为众多政策手段中的一种，而不是孤注一掷的条件，并将其灵活地运用于谈判中。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修复同越南的关系，在其他外交手段之外，逐步放松制裁也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近期，关于缅甸，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要么接触要么制裁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因此日后我们将同时运用这两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