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经济相互依赖是否会产生权力，需要观察非对称平衡而不只是相互依赖中的一方。中美之间的非对称平衡看上去像“金融恐怖平衡”，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军事相互依赖类似。当时美苏两国都拥有足以摧毁对方的核力量，但却从来没有使用。2010年2月，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激怒了中国一些高级军事将领，他们要求中国政府低价出售美国国债进行报复，但中国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解释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市场投资行为，我们不希望将其政治化。”如果将其政治化，中美双方都会受损。
然而，平衡并不能保证稳定。不仅可能有意外发生，造成意外后果，相互依赖的双方也会施展各自手段去改变平衡结构，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向上浮动，希望以此减轻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失衡。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有必要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迈向长远未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货币成为美元的补充。尽管外界对债权人的权力有种种可怕的预测，但即使中国能够凭借金融实力的提升更好地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也还无力迫使美国改变政策。虽然中国采取了一些举措减少美元流入，但出于国内政治原因，中国还是不愿意承担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会带来的风险。因此，未来10年，人民币是不大可能挑战美元世界主要储备货币（60%以上）地位的。现在，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为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不过，未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发觉，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在降低。对中美相互依赖中微弱对称变化的感知可能会反映在双方的政治谈判中。
货币市场的不对称贯穿于贸易与金融市场体系，因而成为经济权力尤为重要且有效的一个层面。操纵货币、促进货币依赖及扰乱货币体系的能力都是货币权力的来源。通过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在回避国际货币市场可能对国内经济决策形成的约束的同时，形成了有竞争力的贸易优势。
当一种货币被普遍接受，作为交换手段与价值储藏工具时，该货币就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权力。这里我们通过比较来说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对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货币政策形成约束，而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却可以相对自由地进行货币调整，原因就在于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由于投资者视美国的潜在实力为安全的避风港，美元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出现升值。当一国货币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时，该国就能够获得经济权力，不仅货币调整更容易，还能够影响处于困境中的其他国家。例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法两国入侵埃及后，英镑在金融市场上遭到攻击，美国将英国从苏伊士运河撤军作为不阻断英国急需的融资的条件，英国对此虽然不满却无能为力。
法国总统戴高乐曾抱怨：“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其他国家会因为其不当管理而遭受影响。这是无法接受也不会持久的。”然而，美元长期保持了其世界储备货币地位。10年后，法国总统德斯坦又抱怨“美元的地位给予了美国‘过分的特权’”。用一位经济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在一个不安全但又高度重视安全与经济增长的世界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往往是密切相关的。”美国的军事实力增强了世界对于美元安全性的信心。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美国有先进的资本市场、能够保护这一市场的强大军事力量、保护财产权的重要传统和履行还款义务的良好声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很容易吸引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