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末期，一些分析家宣称“地缘经济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经济权力将成为世界政治中成功的关键。胡萝卜日益比大棒重要。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过去，与成立复杂的经济与贸易组织，通过与他国的商业交流获取利益相比，用武力占领他国领土成本更低。”很多人曾经认为日本和德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启。今天，一些人认为中国占世界产量份额的增加意味着全球权力平衡的根本性转变，而没有考虑到权力的其他层面。
经济权力与军事权力哪个更重要？长期以来，政治观察家一直在为此而争论。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经济是权力的基础结构，政治制度是依赖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战争将因为贸易与金融领域相互依赖的增强而过时。现实主义者对此作出回应，指出1914年英国和德国互为头号贸易伙伴的事实并没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经济一体化因此而倒退了半个世纪。他们指出，市场秩序的保持依赖于政治结构。英国海军的卓越优势是19世纪“自由贸易”的基础。此外，与军事力量的运用相比，市场作用的发挥通常更缓慢且不那么显著。
双方说的都有道理，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资源是否能产生权力，实现想要的行为结果，依赖于情境。要吸引骡子去喝水，胡萝卜比大棒更有效。但如果要让对手失去骡子，枪炮可能更有用。军事力量被称为世界政治中“权力的终极形式”，而繁荣的经济是这种权力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金融稳定或气候变化等诸多关键问题上，武力可能无法奏效。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情境。
经济资源可以产生软实力行为，也可以产生硬实力行为。成功的经济模式不仅能创造硬实力运用所需的潜在军事资源，也能够吸引他国效仿。冷战末期的欧盟和今天的中国都凭借经济模式的成功增强了软实力。大国经济的成功不仅能产生硬实力资源，还能够产生软实力资源，产生吸引力。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质量、人均收入、技术水平、自然和人力资源、市场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贸易、金融和竞争等专门领域的种种有形资源，是同时构成硬实力和软实力基础的基本经济资源。
经济权力行为以社会经济生活—“以货币衡量的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些行为是否能产生软实力持怀疑态度。正如其中一位所说，“纯粹的经济交换中没有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学传统认为，如果买卖双方能够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自由达成协议，那么双方将同时从贸易而不是权力关系中获得收益。但是，只关注经济关系中的绝对收益是错误的。绝对收益可以增强双方的实力，但在传统政治竞争中，国家通常更关心相对收益而不是共同收益。19世纪，德国经济不断增长，法国可能因此而从与德国的贸易中获益，但它同时也担心德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会引发军事威胁。此外，完全市场很少存在，权力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共同收益的分配。经济增长使可供分配的利润增加，但决定谁能够从中分得最大一杯羹的往往是相对权力。
其他经济学家认可经济权力是“用以实现支配或控制的经济力量”。一些人将经济权力视为“惩罚（或奖励）他方的决定性力量”，但仍然对其效用持怀疑态度。“除了可能因为税收而与国家军事权力相关外，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或（和）短暂的。它很难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其基本原因在于，大多数经济决策都是家庭或企业决策，因此极为松散……企业承受着竞争压力，如果偏离‘市场许可的范围’太远，就会受到可能很严重的惩罚。”一些人甚至提出，经济权力是以买方垄断（作为唯一的买家）或卖方垄断（作为唯一的卖家）为基础的，这样的权力掌握在个人和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而不是国家手中。尽管由于国内利益团体和跨国公司的抵制、各种问题之间的联系，以及像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身份等国际制度的约束，政府确实时常在运用潜在经济权力时遇到困难，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没有经济权力。只是权力的大小仍然取决于情境，特别是市场的性质。
在完全市场中，买卖双方是价格接受者，能够感受到超出自身控制范围的市场供求的结构性力量。但如果他们能够区分自己的产品，从而建立不完全市场，他们就可以获得定价权，成为价格制定者而非接受者。能够建立品牌忠诚度的广告宣传就是一个明证。行为体构建市场并因此而提高相对地位的努力是经济硬实力的一个重要层面。这与前述权力的第二个层面密切相关。经济硬实力的另一种重要运用方式是提供（或收回）报偿，从而构成积极或消极制裁，它体现了权力的第一个层面。国家用以构建市场及提供报偿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关税、配额、市场准入规则、法律制裁、汇率操纵和发展援助等。我们在此要关注的是一些更重要的手段，但经济权力行为的一个重要基础层面是让他人对你的依赖超过你对他人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