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巴拉克·奥巴马在接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时所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暴力冲突不会被根除。会有一些时候，国家在单独或集体行动中发现，武力的使用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尽管与以往相比，21世纪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但它仍将产生重大影响，理性行为体也将因此而付出高昂成本，寻求安全保障。美国很可能成为此类安全保障的主要提供者。此外，即使国家间战争和内战会减少，非国家的跨国行为体与叛乱团体之间的战争或者它们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可能继续。混合战争与“人民中间的战争”将继续存在。即使国家间战争将继续减少，战斗与胁迫、保护与援助的能力也仍然重要。
由此引出了更重要的一点，即与权力的第二个层面相关的军事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议程塑造。军事力量仍然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构建世界政治。一些理论家认为，军事权力作用有限，不再是“其他权力应该对照的最重要量杆”。尽管军事权力并不总是足以决定特定形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作用。尽管在越来越多的形势和情境下很难使用，但军事力量仍然是21世纪极其重要的权力来源，因为它的四种运用方式构建着预期，塑造着行为体的政治考虑。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市场与经济权力依赖于政治框架。在充满不确定的混乱环境中，市场会衰退。政治框架依赖于规范和制度，也依赖于对胁迫性权力的管理。有序的现代国家是能够合法使用武力、能够让国内市场正常运转的国家。在无序的国际社会，对胁迫性武力使用的担忧会产生重要影响，即使胁迫性武力使用的可能性很低。军事力量提供了有助于形成最低限度秩序的框架（和规范、制度与关系）。军事权力为秩序提供的安全保障就像氧气为呼吸提供的保障一样：在出现匮乏之前是不大会被注意到的。而匮乏一旦出现，就将成为最显著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权力在世界政治构建中的作用很可能将持续到21世纪。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军事权力对国家的效用已经发生变化，但它仍将是世界政治中极其重要的权力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