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理论家将这种新的战争形态称为“非对称战争”，但这一界定并不像其初看上去那样有益。战争一直都是非对称的。领导人和指挥官总是要找到对手的弱点，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优势，以赢得胜利。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常规战争中保持了压倒性优势。在1991年打败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仅有148人阵亡。在1999年与塞尔维亚进行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在零伤亡的情况下获得了胜利。美国的对手并没有因为美国在常规力量上的非对称优势而放弃，它们反而寻求利用非常规战术对抗美国的优势。认识到与美国进行常规对抗是愚蠢的行为，中国战略家制定“超限战”战略，综合地运用了电子、外交、网络、经济和宣传手段。正如一位中国军官所说，“超限战的第一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寻求采用非常规战术对抗非对称优势并不是一项新战略，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 000年前孙子的时代。孙子因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享有盛名。
并非只有政府才懂得这一古老的智慧。恐怖分子也早已明白，永远不要希望与大国政府进行正面较量。相反，正如第一章所述，他们遵循柔术的策略，借助强大政府的力量形成反作用力。恐怖行动的目的是要激怒强势行为体，使对方作出过激反应。例如，本·拉登的战略就是激起美国的反应，使其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动摇其在伊斯兰世界的盟友，并最终耗尽美国的力量。美国入侵伊拉克，没能延续其早期在阿富汗战场上的成功，正落入了拉登的圈套。基地组织采用的是“最高煽动者”而非“最高统帅”策略，地方团体的自愿加入使其组织网络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美国对这些变化适应缓慢。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具有全球作战能力的军事大国，其军事预算相当于所有其他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一直走在引发“军事变革”的信息经济最前沿。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是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常规战争的能力（比如同时与朝鲜和伊拉克作战并获胜），并发展能够维持其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显示的“战斗空间感知优势”的技术。在美国看来，军事力量的其他运用不是作战行为，而是轻度“非战争军事行动”。拉姆斯菲尔德于2001年就任国防部长后，致力于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军事转型。在阿富汗战争的最初阶段，美国投入高科技空中力量和有限的特种部队，配合在地面作战的阿富汗反塔利班武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3年3月，美军迅速入侵伊拉克，仅有33人伤亡。新技术基础上军事转型的优势与弱点同时显现。美国人在军事变革中的投入没有错，他们错在认为仅进行军事变革就足够了。
技术总是对军事实力产生重要影响，“军事变革”也不是新事物。事实上，对军事变革的判断多少会有些主观，不同人对主要技术革命的划分不一样。马克斯·布特认为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主要技术革命：第一次是早期近代欧洲的火药革命，第二次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早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四次是当前的信息革命。他指出：“历史上超级大国没能充分利用技术革命的例子比比皆是……蒙古人错过了火药革命，中国人、土耳其人和印度人错过了工业革命，法国人和英国人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部分，苏联人错过了信息革命。”因为错过技术革命而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而因为过于相信技术而付出的代价却不那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