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说些什么呢？对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存有太多的疑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看到那艘船。刚上岸的时候，我神经还紧绷着，过了一阵子才缓过劲来，才后知后觉那一撞有多可怕，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
在给爸爸打了电话，也给大家报了平安之后，我又独自驾船靠岸，花了好几小时，细细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我努力试着往好的方向去想，哭了一小会儿，尽量让自己排解掉负面的情绪。尽管快要被失望吞没了，但我还是为岸上团队当时的表现感到非常骄傲。澳大利亚救援协调中心也很出色，在我打第一个电话回基地的时候，他们就控制住了局势。我们花了那么多年研究应急预案，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危机中不要乱了阵脚，知道该做什么，该找谁，保持冷静。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但是当我斩断缆绳、绑紧桅杆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一趟环球航行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能应对。我从来没有觉得惊慌，我本能地知道该怎么做，并且那样做了。别误会，我完全没有要粉饰这次事故的意思，撞船固然是很可怕的。但是经历过之后，我对出航的计划没有丝毫的怀疑，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更集中。我知道，这次可怕的事故，对那些批评我和我的父母的人，无疑是火上浇油。在他们看来，事故恰恰证明了为什么不该让我独自航行。但是，同样是在这次事故中，我也证明了自己有实现梦想的能力。直到那一刻，在为数不多的安静的时间里，唯一让我纠结的问题就是，我的心理准备是否充分。我知道我已经具备了完成这次航行所需要的技术、船只和支持。唯一没有经受考验的，就是我的心态。在经历了这次事故之后，我知道，我的心理足够强大，足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我没有低估一路上可能遭遇的孤独、疲惫、恐惧或危险，但我就是知道，我能做到。
我不知道的是，怎么才能付得起修理船只需要的费用，怎样来为这次事故善后。我不确定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还能否像我一样继续执著于实现这个梦想。我知道深夜两点打的那个电话，可能已经完全吓到他们了。
当我要离开墨露拉巴的时候，关于这次航行和我年龄的负面评论开始越来越多，但我对即将要发生的一切毫无知觉。事故发生后，出现了一架直升机来进行拍摄，我当时还黯然地朝摄影师挥了挥手，原来这只是个引子。当我到达南港时，已经有大批船队在岸边迎接，几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还有数百人沿堤而立，我只能暗自期盼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来支持我的，而不是来围观这次众人口中“过早夭折的冒险” 的终结。
我的感觉一点也不好，一切都太不真实了，媒体的疯狂关注和盘旋的直升机对我没有帮助。大概早上7点半的时候，昆士兰水上警察护送我和“艾拉的粉红女郎”到了海洋世界对面的黄金海岸水上警局基地，爸爸妈妈在那里等我。
安德鲁·弗雷泽也飞到了悉尼，他来了让我安心很多。四面八方都是记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采访要求铺天盖地而来，而我最想做的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跟妈妈、爸爸和布鲁斯讲讲事情的经过，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跟警察的交涉，安德鲁在下午1点半组织了一个简单的记者招待会，给媒体一个采访我的机会，希望采访完他们就放过我。但是我们错了，因为紧接着昆士兰海上安全局和联邦政府所属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要对事故进行深度调查，很显然，我没能说上几句话，但是我尽最大可能回答了问题。记者会结束后，我们把船开到了帕梅拉父母在逍遥海湾的住所。到了那里感觉真好，我抽空洗了个澡，睡了一觉。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