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0年代后半期，国民党政府对舆论加紧打压，而政治冲突也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使得公共领域的空间日趋狭窄。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王芸生主笔的《大公报》等，依然坚守代表公众的公共立场。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明白表示：“在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稳、严肃的言论。”他声明，本刊决非政治斗争的场所，只是发表政论的独立刊物，对于政府以及各个方面，都将作“公开的批评”。正因为《观察》独树一帜的客观、公正、理性的公共性质，使得它的发行量在短短两年间上升到十万多份，无论其报道或评论，在1940年代末的读者圈中都拥有很高的权威性。尽管不久以后《观察》等刊物一一被查禁，公共领域被无情摧毁，但从梁启超到储安平所代表的公众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不朽篇章。
研究至此，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结论了。
第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完全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用来理解和解读现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这一组现象。从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理念和实践来看，它们具有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普世特征：由独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众，在此空间之中从事公共批判，形成公众舆论。
第二，不过，中国的经验不是对欧洲的简单重复和模仿，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移植而来的外来理念或结构，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式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等。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现代中国，有两种公共领域：一种是现代地方性士绅与城市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另一种是现代全国型知识分子与都市批判型公共领域。批判型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第四，威胁中国公共领域发展的，不是哈贝马斯所分析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权力和金钱的软性渗透，而是无法在社会制度内部获得稳定的体制化和合法性，以及日益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难以保持独立的、超党派的公共性。
第五，由于现代以来的上海一系列特殊的条件：江南士大夫的地域文化传统、租界所提供的特殊政治空间、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示范性作用以及新型知识资源和人才的高度凝聚，使得上海成为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无可争议的中心。中国公共领域的命运，与上海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现代上海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