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以《时务报》为例，其背后的组织形态是强学会，而强学会按照康梁的设想，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的。到20世纪初 ，上海又出现了另一个典型的“三位一体”式公共领域，即《苏报》、中国教育社和爱国学会。报纸与学社、学校结成“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清政府后来之所以对《苏报》十分恼怒，欲除之而后快，恐惧其舆论影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有组织，有人员，在上海租界特殊环境的掩护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对统治有威胁的体制外力量，所以，最后才闹出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在上海的公共领域之中，报纸、学会和学校是三种主要形态。除此之外，还有两种空间的形态值得注意。其一是集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用上海租界的自由空间，政治集会在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公众舆论表达方式。而张园，则是上海最著名的集会场所。张园，地处公共租界的黄金地段，在当时除了是上海的观光游乐中心之外，也是各种政治舆论公开表达的中心，可以说是上海的“海德公园”。这些集会和演说，具有公开的、公共的和批判的性质，毫无疑问，具有公共领域的最典型特征。
另一种公共领域的形态是通电。所谓通电，乃是社会各个阶层或人士通过联署的方式，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发表意见，表明立场，然后通过电报局或者报馆发往各地，对全国产生影响，对政府构成民间的舆论压力。这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舆论表达和传播方式，而上海，因为晚清以来成为公共领域的中心，许多重要的通电都是由上海发出的。通电与集会有着内在的形式联系，张园集会之后，往往会通过一项通电，广发海内。最早和最有名的通电，乃是1900年经元善发起的反建储通电。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策划废黜光绪，另行建储，以为替代。消息传出，上海民间一片喧哗。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各界士绅商民1231人，联合署名，通电北京，反对建储。上海的绅商还集会决定，若慈禧一意孤行，将倡议全国工商各界联合罢市。通电既出，全国震惊，也得到各国公使的呼应。最后，慈禧迫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取消废立计划。反建储通电的成功，表明以上海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在晚清复杂的政治格局之中，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舆论力量和制约能力。自此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每逢国家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五四运动、袁世凯称帝等，上海各民间团体，在上海总商会、江苏教育会等发起下，经常发表全国通电，表明政治立场，每每成为公众舆论的重要风向标。
中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年间，按照张灏的说法，是一个知识、文化和社会的“转型时代”。相应地，知识人士在这个时代里，也有一个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哈贝马斯曾经谈到，欧洲的公共领域，从参与者的身份来说，有一个从贵族代表性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化。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新型士大夫的公共领域到现代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转变。大致在戊戌维新时期，公共领域的主要活动者是有传统功名、但又具备一定新知的新型士大夫，从强学会的成员名单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特点。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前后，这一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比如，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成员，既有有功名的新型士大夫，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且后者在数量上已经开始占了多数。公共领域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公众舆论的改变，而且也象征着参与者交往方式的变化。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群体内部也有自己的交往规则，它基本上是以师生和功名秩序所形成的等级关系。但在公共领域这样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之中，传统的等级关系渐渐打破，会产生一种精英之间的平等观念，乃至最后发展为国民和公众这样完全现代的平等性的自我理解。如果说，强学会还表现得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中国教育会，有功名的新型士大夫（如蔡元培）、无功名的国学家（如章太炎）与青年知识分子（如邹容）济济一堂，共同议论国事，批评时政。在一种新的空间形式里，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公共交往关系。这样的公共交往，到了五四时代，比如《新青年》同人那里，就完全成型了：不仅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所组成，而且，无论是留洋的，还是国内的，都摆脱了传统的等级性关系，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交往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