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分析过，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艺术的讨论而聚集起来，随后从文学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形成政治的公共领域。不过，这一描述并不适合中国。如上所述，在现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因此，致力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学，而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
另一方面，欧洲的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发展而来，沙龙、咖啡馆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地方成为有教养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交往的公共场所。但沙龙、咖啡馆在中国是舶来品，即使在最洋化的上海，也要到20世纪20—30年代才在文学圈中获得青睐，它们与中国人甚至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无涉，无法成为公共交往的一部分。
那么，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是什么呢？可以说，在其最初形态上，主要是由学校、报纸和学会组成的，而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它们甚至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另外，还有集会、通电等作为补充。通过这些空间结构，现代中国的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救国为主旨，聚集起来，实现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众舆论。
下面，将以现代上海为例，作一些分析。
首先是学校。在中国公共领域各种空间形式之中，学校是最早、最初的形态。本来，按照现代的教育理念，学校只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场所。然而，在古代中国的教育思想中，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书院传统中，学校还负有教化民众、移风易俗、领导社会风气的使命。这样的使命，是带有相当强烈的公共批评色彩的。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产生黄宗羲那种学校决定天下是非的思想。19世纪中叶上海几所新型学校的创办，虽然是为洋务事业服务，培养的是洋务专业人才，但依然受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海的格致书院。这家中西合办的新式学校，主要培养适合洋务事业的科技人才。科技教育是其最重要的特色。即使如此，主持书院的王韬、傅兰雅等，秉承古代书院的传统，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化。最有意思的是，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进行季考，请洋务派的官员和著名士大夫出题，由学生自由回答。题目除了科学之外，多是一些与政治变革、国家致富、法律设置等公共问题有关的大题目，比如：“中国近日讲求求富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中国大宪选派办理洋务人员应以何者为称职论”、“议院论”、“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等等。从目前所存的答卷来看，学生们畅所欲言，放言无忌，每次季考，等于一场内部范围的公共时务大讨论。类似的公共时务讨论，到了189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个新型学校更是普遍的现象。学校成为了晚清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
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部分，是报纸和学会。在这方面，上海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中心。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出现的重要学会有62个，其中15个在上海，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数量在全国居第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农学总会、戒缠足会、戒烟会、蒙学公会、译数公会、实学会、亚细亚协会等。另一方面，在1896—1898年这段时间里，上海新创办的报纸也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报纸，以《时务报》的成功为榜样，多以政论作为自己的灵魂，刊首刊有“本刊撰论”，对社会变革和公务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大规模公开议论国事，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形，这表明，上海的公共领域在90年代的维新运动中真正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