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虽然也参加了公车上书，但他开始走出乃师康有为的光芒，开始崭露头角的，却是在上海主笔《时务报》期间。上海是他的真正发迹之地。维新运动领袖，一般以康梁并称，但两人的改革旨趣和所代表的路向是有区别的。康有为的目光往上，致力于体制内部的变革，开议会，追求君主立宪；梁启超的旨趣在下，办报纸，搞学会，兴学校，后者更接近公共领域的思路。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章，在变法的总题目下，富有感染力地论证了“报馆有益于国事”、“有助耳目喉舌之用”，也指出了“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他以自己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锐笔，不仅提出了一套中国式的公共领域观念，而且还身体力行，通过主持《时务报》的言论，提供了在中国建立公众舆论的成功实践。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梁启超都是在上海，形成了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应该与当时上海浓郁的民间氛围有直接的关系。
《时务报》不仅对梁启超个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上海来说，也是重要的标志。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标志着“一个规模虽然偏小，但已经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这段话是哈贝马斯借助别人的话形容18世纪末德国的情形。
之所以将《时务报》创刊视作上海公共领域的起点，乃是基于三个理由。其一，《时务报》不是一份孤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康梁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报纸、社团和学校，将成为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形式，而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也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以报纸为中心，再加上学校、学会的配合，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开始初具规模。其二，《时务报》及其创办者康、梁、汪（康年）等人，虽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朝下诉诸于舆论的教化，向上对朝廷施加变革压力，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批评性格。其三，《时务报》虽然办在上海，但影响在全国，如梁启超所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这表明，《时务报》已经具有了公众舆论那种公开的、覆盖全社会的影响。
自《时务报》以后，上海就一直执掌全国舆论之牛耳，上海众多的报刊杂志左右并影响着全国的舆论，谁要对全国产生影响，首先必须控制上海的舆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证《上海闲话》一书的话说：“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天，亦以上海报纸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纸为沪报。凡是未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
现代上海作为全国舆论和公共领域的中心，从此不可动摇，拥有了无可质疑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