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由于长期以来过度追求富强，对此还缺乏必要的准备，不仅是实践的经验，更重要的还有理论的积累。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不仅考虑到实力的问题，而且还有文明准备的问题，也就是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反思与建设。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中国提前“被推上”世界舞台，文明已经替代富强，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我们已经足够文明了吗？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命运，也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的框架。近十年来，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世界。以21世纪的中国现实构成问题意识，从20世纪的历史脉络思考当下中国。这些研究大约分为四个领域，构成了本书的四个部分：
第一编是“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这部分是从公共领域的社会文化史视野研究中国“知识人社会”的诞生和成长，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社会是如何自我理解和历史实践的，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公共的问题，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第二编是“现代中国的思想传统”，这部分是从20世纪思想史的脉络中观察在政治与心灵的双重危机背景之下，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潮拯救危机的整体性方案，重点研究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如何解决自由与公正、国家与天下这些具有内在紧张的两歧性难题。
第三编是“世俗社会的正当与善”，这部分是通过对罗尔斯理论的研究，探讨当代政治哲学与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正当与善的关系以及紧张性。这不仅是理论问题，同时也与当下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引申出对两种不同的自由与民主的实践、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限制以及世俗化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深层思考。
第四编是“新世纪语境中的启蒙及其反对者”，这部分是从世纪之交启蒙所面临的挑战开始，揭示当代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在反思启蒙的基础上守护启蒙的价值。并且进一步分析启蒙的反对者们——中国的历史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诉求之下，背离普世性的文明目标，追求另类现代性的。当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一元论模式破产之后，如何既肯定多元现代性，又防止价值相对主义？本书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理解模式，重新阐释不同的现代性之间如何共享普世的全球价值，同时不同的优先性选择呈现出同中有异的文明多样性。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整整三十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思想者，自己对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世界的探讨，永远是一种“在路上”的感觉。没有发现终极性的真理，问题永远是敞开的，内心也总是纠缠于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合理性之间。然而，纵然有千般困惑，有一些底线总是需要坚守的，这就是反思后的启蒙价值。这种坚守，心灵上是痛苦的，也伴随着知性上的愉悦。痛并快乐着，大约便是思想者无可摆脱的宿命罢。五十知天命，在当今这个异常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余生的选择，不过如此。
此之为序。
作者谨识
2009年暮冬于沪上丽娃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