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那么多人怀疑精神分析而高度信任诸多心理治疗工作的缘由之一，但这些心理治疗或多或少都建立在源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上，应用者都是曾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分析学者，他们因对那些被称为经典治疗案例的漫长工作感到失望而转行。我并不敌视心理治疗学，自己甚至也曾经做过。然而，无论精神分析花费多长时间，甚至半途而止，经验都说明其长期疗效总是积极有益的，不只是对患者本人，对其后代来说也是如此（倘若他有孩子而且后者尚未成年）。相反，一次成功的心理治疗的效果会随着治疗的停止而停止，并对当事儿童今后长大成人、开始社会生殖活动并养儿育女的历程起不到预防作用。此外，还有适应症问题。接受精神分析永远不会太早，但对一些在神经症的压迫下已经错误地许下诺言、履行责任的成人来说有时则太迟了。抛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重新从零开始的效果不谈（因为经验永远不容回避，另外获得理解的失败也是有益的），精神分析能够用相对较长的时间帮助患者在某种意义上脱胎换骨，尤其是与他的过去及其精神分析医生进行彻底的交割。
心理治疗很少谈及患者的过去，只是帮助他走出目前使他产生焦虑的死胡同，使他能够看到事情可维持的方面并改善这些方面，而在他和心理治疗医生共同全面审视这些事之前，它们显得毫无希望。心理治疗利用了在治疗工作中至关重要的患者对医生的移情，但未能清楚地解释，移情只是成了一种神经症诱饵，使患者虚幻地相信心理治疗医生了解他的一切。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患者假想的这种知情人角色正是由其主治医生担任的，后者利用患者的信任去帮助他。
相反，精神分析医生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所知甚少，所知道的东西也仅限于与自己有关的方面，而在与患者有关的方面则一无所知。只有患者才知道（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知道）有关他自己的一切（即使他是一名儿童，甚至婴儿也是如此）。双方共同所做的工作迅速打破了患者想让精神分析医生成为其无所不知的知情人的幻觉。
妨碍一个人（甚至在他成年后）在社会上获得独立的东西是其尘封的童年往事。他曾接受了语言，但在接受精神分析之前，人们所说过的话不是讲给他听的。以某种借口（例如患者耳聋）保持沉默不是一种精神分析态度，保持常人习惯同样不是。我们可以对一名聋人讲话。他会听到什么？我不知道。他靠直觉感悟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也曾对治疗中遇到的耳聋患者说话（尽管我知道他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当我同他人交流时，说话是我的一种自然行为。然而，如果一名与我发生关系的儿童完全处于自在的状态，并且对我完全无话可说，对我毫无期望，我就不会和他说话。我从不向一名正在画画的儿童解释他的作品表现了什么，从来不。他就那样画着，画完了……在这之后，如果他主动把画给我看，我就问他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讲一下自己的画。他有时讲述一种幻想，有时则罗列一些东西：树木，桌子，房子，人物……我接过来问他：“树木对桌子说了什么话吗？”他有时回答，有时则不回答。做下一场分析时情况会变得更好。我叫他，请他重新讲一下自己说过的话，然而如果他不说话，那就算了，这样也许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