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命运对我来说是件幸事，因为这次开除使我受益匪浅。我得以完全自由地工作。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开除我的理由有三：
1. 您凭直觉工作，这在精神分析上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2. 不认识您的人对您个人产生了严重的移情。
3. 在您的预防性研究背后有社会思想，在我们看来它们有共产主义嫌疑！年轻的精神分析学家接触您是危险的，虽然我们另外得知您也从事完全传统的治疗。您向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应该教授一种方法。以后您可以从事研究，但要站在我们一边发表著述，不能再如此培养年轻人。
结论就是我需要放弃口头传播自己工作的行为，如果我还想呆在协会里的话。我的同行对我表现出成人面对威胁现行秩序的儿童时的那种自卫反应。
那么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人如此担心呢？
我将自己目睹的人们对儿童施行的那种医学称为兽医，主张将其抛弃，并要求放弃对人生第一阶段的训练，代之以对儿童应有的尊重：他正学习语言，很敏感，身上蕴含着一个成人并正为之进行准备，在某种微妙、基本的东西上与这个成人相平等；然而他还不能用话语进行自我表达，他的表达方式是用整个生命对家庭成员所体验的、他以自己方式所分担的生活喜怒哀乐作出反应。我想让人们明白，如果某件事使家人出现情绪变化、改变了家庭氛围而且将孩子卷入其中，那么对他们不加隐瞒，用话语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真相，这对他们的成长具有建设性价值。我主张如实回答他们的问题，但同时尊重他们不符合逻辑、虚构和诗化的东西以及缺乏预见的特点。虽然他们了解大人的真实情况，但他们能由此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想象和谎言来获得快乐或逃避困苦的现实，保护自己必不可少的成长时光（假如有很多人相信一种谎言，难道这不也是一种现实吗？）。真实有不同的层次，依既有的经验而定。每个年龄段的人只能通过自己的经验、用既有知识构建自我，而任何知识都是一个似乎已解问题与另一个待解问题之间的分化。
因此，我是一名以“传统方式”进行工作的精神分析学家，坚守弗洛伊德创立的方法，即不断质疑患者与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共同取得的知识，这种治疗过程就是移情现象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患者（虚假的或者真实的）与精神分析学家在此相互发生关系，后者在倾听患者的同时进行自我考验，看自己最终能把双方的关系引至什么结果。他不是以普通人身份引导这种关系的，而是起催化剂的作用，在病人过去受抑制的骚动发生迁移、使其个人经历获得复现时，帮助其破解感情和思想方面发生的一种强烈化学反应作用。这属于传统的治疗工作，但可以用于会说话的儿童，条件是其本人愿意接受帮助。对于不会说话的儿童，我则试图用话语之外、但仍然与话语有关的其他表达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比如图画、模型、用实物表演幻想（自由游戏）等，因为它们能够促使患儿在与分析者的移情关系中重温自己的过去经历。对这种被重新唤醒的过去经历的解释就是精神分析工作。至于患儿生活的现况，那是其父母、医生和教育者的事，也是他自己的事，如果他愿意配合这些人士指导、支持自己实现现实目标的话。无论患者是儿童还是成人，就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行为向其父母或其本人提出建议，这都不是精神分析治疗医生的角色。
这就是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之间的巨大差别，许多人都不甚理解：前者只通过帮助当事人重温过去，与其发生关系，哪怕他是一名儿童；后者则可采用各种方法直接帮助患者解决当前困难。
精神分析是一项缓慢的工作，有时看起来能很快起治疗作用，有时则不然，甚至在短时期内经常无法让人信服。相反，许多心理治疗工作短期就可以取得可观的疗效，并且不出现复发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