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分析的名义向夫妻们灌输这种负罪感是可怕的，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他们就已经养成了足够的自责习惯。实际上这是对精神分析学的误用，是人们有意识运用无意识动力规律研究成果时的（无意识）错乱现象。
在我撰写自己医学博士论文那个时期，没有人向我们教授对儿童的特别研究方法。我并不知道如何“照顾儿童”。也许这更好。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尚待开垦。我使用一种非常传统的精神分析技术，但依靠自己的直觉一步步地向前摸索。摩根斯坦夫人已经开始开辟童年的黑暗大陆（她留在波兰的犹太家庭遭到了流放。她是第一位将儿童纳入分析对象范围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她在德军占领巴黎那一天自杀身亡，享年78岁。），指出一名儿童即使受到禁锢，也能在获得一种非成人编码的交流方式（比如图画）时进行自我表达。弗洛伊德在小汉斯的病例中没有使用图画。他依靠的是汉斯这个恐惧症患儿的父亲的讲述。相对于这名儿童自身，他更多分析了其父亲的投射和幻想，最终说来就是这名父亲对儿子过去向他所说的话的回忆，这不是一回事。受弗洛伊德培养、也在巴黎从事成人精神分析的摩根斯坦夫人创立了给4岁以上尚不说话的儿童纸和铅笔让其表达的方法。如果这些孩子打破了沉默，如果他们的情况出现了好转，她就不再继续进行分析。她和父母不作交谈或很少交谈。当时人们尚不懂得和幼儿这样做。至于我，我则尝试在儿童精神分析方面走得更远，就像对成人那样，寻求对被治疗者与治疗者关系中的情感转移进行观察和分析。作为治疗婴儿的儿科医生，我曾意识到他们会回应我的表达，并且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对家庭所发生事件的反应。这是他们的语言方式。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讲述了这一点。这完全是新的东西。寻求把这种互动表达出来、将其言语化，这就是与人建立前所未有的更加深入的交流。这是由弗洛伊德开创的对情感转移的研究，但应用于对儿童的治疗。我在儿童神经症中发现，某些病例很早就有了端倪，但当时被人忽视；它们是身体和情感关系方面出现的一些紊乱，反复发作，却被认为是器质原因或性格易变造成的。因此必须在养育阶段，在给孩子的最初教育阶段监控和预防神经症，并破解这些反复发作、耗尽当事人与他人心灵交流能量的紊乱的含义
“教育医生”，它也许意味着必须有一名医生对一种弊大于利的教育所犯错误进行纠正。并且我所思考的教育不是这种或那种有意识的一整套教育方法，而是家庭成员间无意识的相互关系。
成人对儿童的关系以及相反的关系都能促成健康或导致疾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致力于理解并净化这些关系。要帮助儿童或者父母本人实现自我理解，让我发生兴趣的就不是心理教育学。所以我不再做精神病院住院实习医生，而是从事实地研究，去做门诊。我的工作仍属于儿科范畴，但方向转为性格、精神情感、家庭或者社会性障碍，以及在儿童和青少年诊断中暴露的无数功能性混乱。
在法国的儿科诊室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精神分析的目光都尚未投向新生儿。对新生儿健康起伏（即体质迅速衰弱又突然恢复）这种所谓“无法预料”的变化进行探究的个别学者使用一种直觉方法，尚未求助于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刚刚开始在人们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得到引用。当时，并非精神分析学家的奥布里夫人（Jenny Aubry，儿科医生，1945年赴美国旅行后成为精神分析学家。）发现儿童是用消化道来表达其精神情感性舒适或不适感觉的，一种紧张的气氛会导致其消化紊乱。她的研究标志着儿科学在法国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