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们来向我抱怨孩子尿床、精神发育迟缓、学习成绩落后等，于是我就单独与孩子见面交谈而避开其父母。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当孩子的症状有了好转之后，他们的父母又会出现问题。（这是他们有意识的满足所带来的一种奇怪的无意识后果，是一种积极的动力现象，类似于在治疗过程中成人身上表现出的“阻抗治疗”现象。）因此和孩子的父母也要做些交谈，但这并不构成真正的治疗，因为他们来的是一家儿童医院的门诊部。那么我观察到什么呢？在一些病例中，是父母使孩子生病；在另外一些病例中，病根已经种下，双方的情况都不好。我注意到，如果接受治疗的儿童症状出现了好转，来给孩子看病的家长情况又变糟了；但如果父母的症状有了好转，其孩子绝不会出现问题。事情正相反，总是当孩子有了好转时其父母出现问题。这使得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尤其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家中进行治疗时对孩子的父母说：“请你们作为父母先来和我做四五次交谈，带不带孩子都行，这样可以让我对你们孩子身上发生的事和让你们担忧的事很好地进行比较，从而弄明白他（或者她）为何感到痛苦。”
这样，有时是孩子的父母接受治疗，有时则是孩子本人马上接受治疗。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是一位家长主动做些交谈，说：“我的情况不好……而孩子现在好多了。”于是我回答说：“我继续对您的孩子进行治疗，至于您，您去找其他人谈自己的问题吧。”
作为治疗者，我们已经意识到一位家长由照顾其孩子的同一名精神分析医生进行治疗是不好的，这仿佛是精神分析医生无意识间同时变成了儿童及其父亲或母亲幻觉中“无所不知的参照对象”。因此我们更愿意向需要被附带治疗的人提供另外一名精神分析医生的地址。我见证了精神分析在法国的开端。但看看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到处都有儿童心理治疗专家即在社会性工作中操纵儿童、收容儿童并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心理医生”，他们所做的不是通过鼓励儿童对自己和生活的意义建立信心而使其成为自我，并相对于周围环境决定自我。我们意识到学校对很多儿童来说也不是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很难在目前这种学校中获得成功，同时获得生活的快乐并感到自己有创造和游戏的自由。有人认为应该创立一些特殊教学法……为什么不呢？随着社会的发展，用来武装儿童应对生活的学校也应该有所变化。但在我看来，应该做到的是依靠对无意识动力规律的发现对父母与儿童、儿童与成人社会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预防。对意识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发展了一种社会目标，它强调模仿精神和趋于纠正任何偏移表现的群居本能，因此必须要为一切东西确定规范。这不可能让年轻人获得自由绽放，相反，如果像这样迫使他们在言行上最大程度地符合或显得符合规范，而不是让他们感到有自我表达的动力以便与像他一样有此动力的人分享快乐，就会在他们身上造成一种倒退。心理主义的这种庸俗化本身肯定不是令人愉悦的。如今，我们对于通过对某人进行表达来实现交流和为情感输氧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了。精神分析治疗帮助人用话语说出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东西。当儿童能够像玛丽?卡尔迪纳尔（Marie Cardinal）所讲的那样“有话可说”的时候，作为与父母紧密相连的人以及父母的探测器，他就不再需要用“病痛”变相地表示他正在遭受、忍受父母为之痛苦并让他亦感痛苦之物造成的后果。当母亲能够说出她的焦虑时，她的孩子受到的负面精神影响就会减少，其症状将由此迅速得到改善……真的是这样，并且我们能在幼龄儿童身上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培养许多人学会聆听他人说话。对不符合规范的人进行操纵或者使他们产生负罪感，这种做法弊大于利。对因为不能使自己孩子感到幸福而感到痛苦的父母横加责备：“这是你们的错”，这也不是更好的做法也许事情是他们造成的，但这并非他们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