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春秋》而言,孔子的“过去世”就是商,孔子所处的“现在世”就是周,故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周灭商之后,商的后裔被分封在宋,“故宋”,也就是指商),通过对商和周的制度的辩证批判,孔子力图去思考、想象和创造并设计未来的“太平世”,而这就是“张三世”,这就是《春秋》中包含着的第一重改革的逻辑。
除了上述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外,《春秋》中包含的改革逻辑,还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这就是通过对诸侯国、华夏的双重批判,去想象、设计和展望一个融合华夏与夷狄为一体的“太平天下”,而“天下大同”作为“普世价值”,也就是这样被儒家提出来的。
董仲舒说:“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大同也。”
毛泽东词曰:“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而这便是《春秋》中包含着的第二重改革、改制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恰恰是北方的夷狄继承了《春秋》的改革逻辑,即他们通过对中原?朝和作为“夷狄”的自身弊端的双重批判,力图去构想一个包纳四夷、南北统一、融合胡汉、融华夏与夷狄为一体的“天下”。钱穆先生指出,《北史·儒林传》中的一句话“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透露出极其关键的历史信息:“直从魏孝文至北周苏绰与卢辩,‘拨乱反治’、‘以周礼兴太平’的精神,在北朝诸儒中从未消失,这是北朝学术与南朝的根本不同处。”*钱先生的这个洞见是极有价值的。
实际上,非但继承了《春秋》改革、改制逻辑的,乃是北朝的北魏、北周,且第一次实现了融合夷狄的“天下”者,便是隋唐。自从有了隋唐,儒家的“天下”观才首次落实,而融合华夏与夷狄,这便是隋唐的好处和贡献所在。“天下”产生于夷狄对于华夏的批判和夷狄的“自我批判”--这种“双重的批判”,也就是《春秋》改革的逻辑,这便是隋唐立国的意识形态和大纲大法;更是我们维护多民族和谐、统一制度的传统文化基础。
中国近代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康有为,他的变法逻辑也是从春秋公羊家来的,在他那里,清如“故宋”,近代西方则如“新周”,而他的改革,便是要通过辩证地批判这二者,而达到“大同”,这便是《大同书》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