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发生在内部的纷纷攘攘只是原始冲动使然，那么随着国外风险投资在互联网领域的落地开花，中国企业家迎来了有生以来最大规模、最震撼神经的资本洗礼。
张朝阳把风险投资引入了中国，从而成为万众瞩目的创业英雄，着实在社会上引起了一股跟风潮流。于是，许知远在《醒来》中描绘的那幅场景出现了，“一贯冷静的王锋在电话里不自觉地流露出激动，他的意思是，从内容上看，我们随便做一个网站就会一鸣惊人。我们对于dot-com近乎没有概念，只知道做一些漂亮的页面出来，就可能赚上一笔钱，至于它如何赢利，没有人关心。”事实上，就连“圈钱”成功的张朝阳最初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更不用说赢利模式了。
人们沉浸在资本迷梦中，变得轻狂而不自知，妄图凭借一两个虚幻的概念换取投资人的青睐，从而实现一夜暴富的美梦。但随后，互联网创业者在梦幻中开始的狂欢被股市泡沫所吹散。天使飞走了，网站大批死亡。资本在勾起人们无限幻想之后又把它们狠狠掐灭，人们从云端跌落凡间。
就这样，中国企业家经受了第一次巅峰体验，张扬的青春零落成一地鸡毛，但他们对资本的追逐还远未停止。
在狂乱中迷失
互联网泡沫破裂了，但人们总能找到新的炒作点，拿到股市继续圈钱。这期间“大鱼”不断泛出，他们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在辉煌中迷失，走上人生的不归路。
2000年，杨斌突然对香港股市产生了兴趣，他首先在百慕大注册了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将旗下荷兰村等农业项目全部置换进入，把一个空壳公司装扮成新鲜的农业概念股。2001年夏天，欧亚农业在香港主板上市，由于外资背景和农业概念，刚一露面就受到热捧，杨斌拥有的股权暴涨至18亿港元。同年10月，杨斌被胡润评选为中国第二富豪，身价75亿元。
欧亚农业虽然遭受市场追捧，但并不具备相应的赢利能力，为了维持表面文章，继续在股市圈钱，杨斌不惜伪造银行金融票据，以制造高业绩的假象据《杨斌案刑事判决书》显示：该公司（欧亚集团）财务人员按杨斌的旨意，采取伪造金融票证的手段造假账，于2001年4月至2002年6月期间，共伪造支票、进账单、结汇凭证、电汇凭证等银行结算凭证305张，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1786亿元。。但这种虚张声势的把戏很快引来质疑，导致欧亚农业股价一路走低。2002年，杨斌展开疯狂抛售，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的大戏，但随着神话被揭穿，他也在一周之后被警方逮捕。
蒋泉龙几乎是杨斌故事的翻版。对股市一窍不通的蒋泉龙在一批幕后军师的策划下，以“稀土概念”敲开香港股市大门，成为香港头一号的“稀土富豪”。蒋泉龙的企业原本是苏南一家并不出名的乡镇企业，借助他在海外注册的中国稀土换壳上市，为应付资本市场的压力，蒋泉龙同样选择虚增业绩，手法与杨斌如出一辙，最终也落得寂寞退场的结局。
同样靠股市造假迅速崛起的，还有早年的“中华珠宝第一股”达尔曼，它的创始人许宗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假分子。从包装上市到登陆富豪榜直至最后露馅，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令人发指的造假，达尔曼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造假圈钱史，珠宝概念只不过是一面掩人耳目的旗帜罢了。
如果说千年之交的资本玩家更多的是玩弄概念，那么之后的资本大鳄则又回归到早期那种利用制度缝隙穿插游走的境地。所不同的是，他们脱离了青春期的稚嫩，以更加娴熟也更加肆无忌惮的手法构筑支脉庞杂的金融帝国。唐万新、刘军、黄光裕、魏东……都是此类代表。
不难发现，上述大佬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资本系——唐万新的“德隆系”、刘军的“泰跃系”、黄光裕的“鹏润系”、魏东的“涌金系”，均是中国资本市场上曾名震一时的“诸侯”。它们的建立虽然也带有赌博色彩，但已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在利用政策空隙进行关联交易的同时，还俘获了一批官员，体现出资本与权力结盟的特点。
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2000年就对股市有过透彻分析：“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如说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在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此言与吕梁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在股评中的那番话惊人的相似大名鼎鼎的K先生还是吕梁的时候，曾经在一篇股评中写道：“由于上市公司质量的普遍低劣，使得股民根本无法选择到真正有价值的股票，这就给市场运作带来了极大的空间，中国股市实在是一个‘故事会’。”。
中国资本市场似乎总也逃不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怪圈，资本枭雄成名复又陨落，不过是在重复同样的故事。
4成也钱权游戏，败也钱权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