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商业仿佛是一个左手扳右手的游戏，只要维持在平衡状态，便可相安无事，互利双赢；一旦平衡被打破，处于相对劣势的商业往往遭受劫难，这也正是富豪多因政商关系败落的原因。
出世与入世
大凡一省首富，多有公共职务或政治头衔，这简直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大奇观。似乎唯有如此，才能给生意带来安全感。这其实是商业和商人缺乏独立性的体现。
政治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目标是协调社会发展；商业解决的是人与物之间的矛盾，终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社会转型期，商人往往乐于向政治靠拢。一旦社会进入平稳成长期，大多数富豪又选择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表现出若即若离的两面性。
究其原因，转型期的社会通常蕴藏着诸多发财机会，和官员走得近的那些人更容易觅得发家机会，并且可以寻得政治上的某种庇护。而随着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富豪不可避免地遭受原罪质问，甚至因官商勾结而遭受牵连。这样的情况下，适当远离政治不失为明智之举。
同时应该看到的是，新成长起来的商人由于缺乏实际需要，自然也不像前辈那样攀附官员，他们对政治的兴趣要淡许多，虽然也从未轻视过它。
俄罗斯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展开经济私有化运动，大批有政治背景的商人借势而起。最典型的是阿布拉莫维奇，由于和总统叶利钦关系密切，他很快成为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富翁。叶利钦下台后，阿布又资助过普京，并在1999年成为国家杜马代表，获得议员赦免权，从而躲过寡头清算风暴。后来时局变化，他逐渐远离政治，靠投资足球俱乐部把财富暗中转移到了英国。
作为高明的商人，政治只不过是一种投资对象而已。把视角切换回中国，从经济转型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虽然不及阿布那样摇摆，但大多也有政治头衔，甚至许多人的企业原本就是“红帽子企业”或社队企业。在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并不显赫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安全，使其在政策摇摆时不致大起大落。随着事业壮大，他们又成为地方经济的拉动者和纳税者，被政府迎为座上宾，获得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类的职务，作为商界代表参政议政。
表6-4福布斯2002年内地上榜富豪所担任公众职务
排名姓名所担任的公共职务排名姓名所担任的公共职务4鲁冠球全国人大代表48张荣坤上海工商联副主席5陈丽华6刘永好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48苏志刚54刘绍喜广东省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8郭广昌全国政协委员58张玉其广东东莞工商联主席9刘汉元全国政协委员58南存辉全国人大代表12荣海全国人大代表58乔金岭全国人大代表23任运良全国政协委员68石山麟全国政协委员23陈金飞全国政协委员27翦英海全国政协委员77张宏伟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7李海仓全国政协委员88王玉锁全国人大代表37沈文荣十六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94王文京98尹明善全国政协委员张家港市前市委副书记重庆工商联主席42昝圣达十六大代表100陈甚林十六大代表42张果喜全国政协委员
2002年10月末，《经济观察报》曾制作过一个榜单，详细列出了当年《福布斯》上榜富豪的公共职务(见表6-4)。100名富豪当中，共有25人拥有政治身份，比例高达1/4。其中，刘永好、沈文荣、苏志刚、张宏伟和尹明善5人拥有不止一个头衔。迄今为止，上述富豪除张荣坤、乔金岭等少数几人在政商关系上翻过船之外，其他人仍旧活跃在前台。
总而言之，在中国，商人懂政治终究不是一件坏事。但如若过分沉湎于此，利用政治便利大发其财，反而可能好事变坏事，甚至误了卿卿性命。
危险的博弈
政商博弈不啻为一项危险的平衡游戏，许多富豪的落马实际上就是源于博弈的失败。
政治是中国商业文化的独特之处。由于它的介入，商人在做生意之余平添许多程序。许多人宁可选择远走海外创业，也不愿在国内的繁文缛节上耗费精力。正如科龙创始人潘宁对周其仁所言，“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
面对政治的种种要求，商业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张小平在《问题首富黄光裕》一书中把其归结为“企业家的囚徒困境”：不行贿，可能会马上死亡；选择行贿，也就因此埋下了无穷祸根，从此踏上了一条官商勾结的不归路。由此可见，应付官员实在是一门高超的技巧。
追寻那些落马富豪的足迹，他们在与政治博弈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者过于依赖政治以致丧失自我，沦为官员牟利的工具；或者过分强大而被政治碾压。中国企业史上，这样的失败案例不在少数。
直到如今，人们还把仰融视为政商博弈中倒下的最典型代表，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政治与商业的角逐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