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们的陷落并非偶然。
事实上，财富与权力的结合并不鲜见，当两者之间的天然屏障——中立而强大的监督力量缺位时，这种结合就变得危机重重。可以看到，从共和国翻开绚烂的商业新篇章之始，通过原始而纯粹的商品活动获得成功就注定不是一件易事。
面对政治的种种要求，商业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追寻那些没落富豪的足迹，他们在与政治的博弈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者过于依赖政治以致丧失自我，沦为官员牟利的工具；或者过分强大而被政治碾压。类似的富豪故事不在少数。
以仰融为例，直到如今，人们还把他视为政商博弈中倒下的最典型代表，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政治与商业的角逐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看来，仰融所有的辉煌和败落都是因为“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这是一个带有半官方色彩的机构，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华晨汽车到美国上市。尽管当时仰融已是金杯客车的大老板，但和当时大多数企业的做法一样，他仍需要这样一顶“红帽子”来为自己壮行。意料之中，顶着“中国概念”的华晨汽车在美国遭受热捧，仰融也成为到美国股市尝鲜的第一个中国人。
声名鹊起的仰融很快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他把制造汽车的任务交给手下，自己跑到股市精心缔造了一个庞大无比的华晨帝国，并声称要以此为融资平台，打造“五朵金花”。当他不顾辽宁政府的意愿，执意要把最重要的一朵金花罗孚基地插在浙江宁波的时候，彻底触怒了对方。对抗的结果是，华晨汽车的老底被追究，仰融沦为通缉犯，不得不仓皇逃往美国。
悲剧永未完结，但在另一面，还是有人绕过了陷落的黑洞。尽管他们的故事同样令人生疑，但毕竟其商业模式已经具备了我们遍寻不得的商业精神。他们的成功有很多偶然性，因为要突破权力寻租和种种困难的关卡，最终依旧坚持下来，势必要撇开激荡的心绪，转为隐忍和自我安慰。这当中也渗透着必然性，冒进者最终倒下，隐忍者则留存至今。他们避免了人为的败落和商业上的激进，在满眼残垣的时光中洗尽铅华。
2000年至2009年间的十大富豪，皆为首次创业。尽管成名之法各不相同，却可归结出共同点——都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商业路径。梳理探查这些人的成长史与发家路径，不失为对中国近代商业源流的历史性回溯。
刘氏兄弟属于开工厂起家的典型，但他们最初却并未做猪饲料，创业经历也非常具有戏剧性。1980年春节，刘永行4岁的儿子吵着要吃肉，他就用家里仅有的两元钱在集市上买了一只鹅，贪玩的儿子却不小心放跑了鹅。刘永行意识到要改变现状，于是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无线电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竟然赚了300元。兄弟四个凑到一起，决定合办一家电子工厂。创业之后生意红火，但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两年后，随着风向转变，兄弟四人又经历了两次创业历程，希望集团由此诞生。
刘氏兄弟的创业际遇颇具代表意义。20世纪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个体户们亦步亦趋、瞻前顾后，不敢有大的动作；加上资金有限，大多数人只能靠摆地摊、小作坊起步。随着政策调整，他们也不断调整方向，利用一点点积累的资金，试探性地转换行业。
在一个缺乏制度精神、契约精神的环境中，像西方人那样经营商业是一件殊为困难的事情。尽管各方面都在不断地完善，但这块土地上的骚动喧闹似乎从未止歇。
在这段时光之海中，最终成名的富豪们无疑捞起了久违的商业精神，这其中融合了道德、信仰、改变、敬畏等因素。
各奔前程又皆在此中
成败之间，跃过条条深涧的他们，要面临的不再只是前方的万丈红尘。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如何挑选接任者。此事虽无成规可守，却自有轨迹可寻。创业者经历千百次失败最终选对了财富之路，此时却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供其挑选继任者。一旦失败，基业葬送在所难免。首富尚未集体归隐，个别案例至少说明后继有人。
李兆会是山西首富李海仓之子，他的接班属于情势所迫。2003年1月，李海仓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人枪杀。得知噩耗，正在澳大利亚求学的李兆会随即放下学业，回国继承父亲一手创建的海鑫钢铁集团。22岁的李兆会面临内忧外患，可谓进退两难。
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李兆会根基壮大，大力推行多元化经营，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下其手。他最精明的一笔投资是持股民生银行，单此一项，就令海鑫名列十大流通股第二位，在富豪榜上的排位迅速提升，实力大增。
李兆会的例子尽管不具有普遍性，却也证明了富豪接班人同样具备上升的可能。对于在世的富豪，他们各奔前程的道路上，除了考虑接班人问题，另一个要务则是对于产业的把握。然而，诱惑如此深重，选择变得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