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的演变进程，为华商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然而，香港经济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在对外贸易中，由于中日战事对上海的影响以及后来上海的陷落，大批运往长江口岸的货物转赴香港出口，香港对内地的转口贸易急速扩大。1937年，香港对内地贸易总值达到创纪录的7.96亿港元。1938年初，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对外贸易约有一半是通过香港进行的。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
1935年，冯柏燎决定将利丰的重心转移到较为安全的香港。冯汉柱追述当年这段历史时说：“我父亲当时感觉到日本很快就会打来，急忙派人到香港分头打点一切。”冯柏燎将到香港筹建利丰分公司的重任交给了三子冯汉柱。当时，冯汉柱在利丰的职务仅为办公室助理，在公司的地位远低于二哥冯慕英，他的理想本来是要成为一名矿务工程师，但却被父亲“征用”从事商业工作，现在又受命于危难之际，要代表父亲到香港组建新公司。
当时，冯柏燎面临几种选择：他可以派二子冯慕英或者是一位公司高级职员到香港去筹组分公司。但是，冯慕英在广州的工作繁忙，难以抽身去香港；而其亲侄子冯友仁给他的惨痛教训仍记忆犹新，他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冯柏燎思考再三，决定派冯汉柱去挑这一重任。冯柏燎感觉自己精力远不如前，有必要退居二线，让儿辈们负起更重的职责。据冯汉柱的回忆，他在被派往香港之前，经常把自己起草的英文信件交给父亲过目，以便改正其中的文法错误。他说：“我的英文不算好，若信中涉及的事情复杂，我便没有信心用英文来写。因此，我先起草信件，然后请父亲过目。一天，他对我说：‘汉柱，不要再麻烦我了，我相信现在你所写的英文比我写的还要好。’自此之后，我开始自己写信，而且无论事情多复杂，我依然信心十足。”那时，冯汉柱虽然对写信仍感到不放心，但却对发电报及编写密码极具信心，他自称是这方面的专家，喜欢编写及翻译密码。这样既可以省却昂贵的收费，又能使所有发出的电报保密。
1935年，冯汉柱前往香港主持利丰在香港的业务，当时他在公司的任职仅为副经理，他父亲不希望儿子担任一个过高的职衔。他在中环皇后大道中9号的公主行8楼租下全层三分之一面积作为公司的办事处新址。冯汉柱到香港之前，利丰在港岛昭隆街10号已购有一幢三层楼的物业作货仓之用。冯汉柱到香港后又为利丰购入中环干诺道中18~20号的三幢四层楼高楼宇，位置正对着德忌利士码头（Douglaswharf），距中环核心商业街区毕打街仅100多米远。根据战前的法律，利丰所购的三幢物业，有全权使用该码头设施。可惜的是，这项权利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便终止了。冯汉柱事后回想，当年如果他选择位于街角单边价值更高的另外三幢楼宇，可能会干得更加出色。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战争席卷大半个中国。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利丰在广州的总部无法继续营业，一切业务便转由香港利丰分公司代理。1937年，利丰正式在香港注册为有限公司——利丰（1937）有限公司，由冯汉柱出任公司经理。当时，香港利丰在公主行租了8楼全层，共有10多个职员，部分是自愿从广州跟过来的老伙计，部分是在香港招聘的新员工。随着利丰业务重心的转移，冯柏燎一家也从广州移居香港，初期就住在中环干诺道中18~20号的自购物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