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邓小平，周恩来要比毛泽东早，因为在法国他们曾共住一间屋，同吃一锅饭。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代。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某步兵学校一套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内，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