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支，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平方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做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毛泽东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此话有些极而言之，不过看一下从创建共产党、夺取政权到“文革”的漫长历程，人们也会感到，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与实干家周恩来的结合，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
从撤离延安到落脚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广阔的中国大舞台上，指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这次合作是他们最成功的合作。毛泽东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他们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
当国民党进攻延安的炮弹落在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面，把土地炸了一个大坑，飞起的弹片还把附近的一棵大树的树皮都炸掉了时，毛泽东一如既往，照常坐在窑洞里批阅文件。警卫员从外面拣回两块弹片递给毛泽东看，并焦急地劝他赶快撤离延安。可是，毛泽东接过弹片，在手上掂了掂，轻轻地敲着说：“嗬，真是块好钢呀，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当敌人逼近了延安，周恩来焦急地再次请毛泽东动身时，毛泽东却一身轻松地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吃过晚饭，傍晚6时，毛泽东得知群众、干部机关已全部安全转移了，才和周恩来等一行人离开王家坪，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这就是毛泽东，泰山崩顶眼不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