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迎接这场伟大的运动，迎接这场对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审查、大批判、大改造的伟大运动，所以运动以来我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形势，迟迟跟不上来。
“我借用‘半夜不怕鬼敲门’这句俗话，等于把群众比成了‘鬼’，这是对革命群众的侮辱。”
其检查之诚心，到了一定程度。而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造反派根本不满足于这一点点检讨。于是，他尽力给自己扣上大帽子，自己“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特别是违背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精神”。
在战场上，忍让退缩会引起敌人更猖狂的进攻。伍修权的“触及灵魂”的检讨越是深刻、真诚，越是过不了关。一次又一次的大会，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接踵而来。他郑重其事的检查乃至必要的解释，都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他仍然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
“他在攻击革命造反派，支持保皇派。”
“他明目张胆地抗拒康生指示，掀起反康生的逆流。”
一些五花八门的批判词如炮弹般横飞。
面对这一切现实，伍修权再也不能稀里糊涂地“任人宰割”了，他开始自我思索，慢慢寻找问题的根源。他暗问自己：“什么原因，使他们揪住我不放？”
渐渐地，他终于察觉，问题还是出在康生、王力那里，也正是他们一伙人，导演了中联部一幕幕怪剧。
伍修权是一个不会溜须拍马的人。他一直对康生有些看法，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此人是埋在毛泽东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还根据康生善于投机取巧的特点，给他取了个外号——“智叟”（《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最初，康生之流想拉拢他，但伍修权并没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甚至于唱反调，而且对康生本人也不太恭敬。这一切，康生当然心中有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伍修权便被他看做在中联部施展阴谋的绊脚石，从而遭到非难，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
在劫难逃，一切都刚刚开始。在康生的唆使下，造反派揪住伍修权不放，甚至当他在用《毛主席语录》为自己辩护时，也遭到攻击：“伍修权念毛主席语录是一种亵渎和侮辱！”
动乱在升级，中国在混乱中挣扎。
造反派们得寸进尺，对伍修权越来越不客气，不断围攻，逼迫他承认一些根本子虚乌有的“罪行”。在批斗会上，他们连推带撞，手指戳到他的脸上，叫骂不绝。“黑牌子”、“高帽子”戴上了，他的人格遭到了污辱。
人格？！造反派们连人的生命都不顾，根本不管什么人格。“人道主义”也荡然无存。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休息，伍修权高烧39.8℃，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几日以后，病情稍减，就继续接受批斗和交代“罪行”。
一切都乱了！一向风平浪静的中联部终于没能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而同全国各地一样，彻底陷入了混乱。
1967年4月6日，中联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伍修权。原来他又是从个人的美好愿望出发，希望很快解决部里的派性对立，制止事态的发展。这张大字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响，成了有名的“四六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使他自己成了“跳出来的敌人”。因为其中的语言完全不合康生、王力等人的口味。4月28日深夜12时，康生对中联部造反组织下达了“重要指示”：“希望你们同中联部伍修权划清界限，他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继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当天下半夜，伍修权从梦中惊醒，被“造反总部”的人马从床上拖下，反扭着双手拉到了会场批斗。这突然降临的灾难，使他终于明白：自己的问题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康生、王力已公开将魔手伸到自己头上来了，从此，他便成了“专政对象”了。
在造反派的“命令”下，伍修权被迫停止工作，并被剥夺一切权力，进行审查和接受批斗。于是，曾为革命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并为中国外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伍修权一下子被打倒了。
“打倒黑帮分子伍修权！”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修权！”
此时，中联部的院内外，墙上墙下，贴满了巨大的标语。
伍修权面对这突来的一切，感到似乎有更严重的事实在等待着他，显然面前的一切已足以将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击垮。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周恩来总理！
伟大的周恩来总理曾用他崇高的威望和丰实的羽翼保护了许多遭到不幸的同志。伍修权面对着周总理的照片，觉得他的微笑是那么可亲，这微笑是否能给自己以希望？他又想到，每天不知有多少电话打给总理，而且周总理也正处于艰难之中，威望毕竟不是权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