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着教员的指头在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歪斜的笔画，心里就有一种好梦难圆的惴惴不安。
教员的指头又指着下一栏，叫填写父母的姓名。他僵然了，赧颜不语。
“不识字？……小兄弟！你不够学校招生的标准，过几年再来，好吗？”
他红着眼圈，依依不肯离去。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扫地打水当勤务员吗？”一个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注视着他。
“我都会做。先生，我给人家扛过活，能做许多许多的活计，先生，留下我吧！”
“叫同志，革命队伍里不叫先生。”
“同……同志，让我留在这……革命队伍里，我会干好勤勤……务员。同志，留下我吧。”他急切地使用刚学来的新词句，结结巴巴地恳求这位教员，这是最后的希望。
他终于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如果那次他被拒之门外，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他的人生道路会是怎样？
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有读书识字的一天，能懂得革命道理，懂得知识，懂得许多上辈人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被“穷”的苦闷抽打的灵魂，现在豁然开朗了，仿佛打开一扇天窗。
1940年的夏天，正巧，学校里的一位教员生了重病，要到延安治疗。病人去延安需要有人护送，学校领导问他：
“二百多里的路，靠双脚走，行吗？”
“行！”
坚强自信和成熟，赢得了学校的放心，终将这副重担搁在了他的肩上。
马一前一后担着用席子扎成的“架窝子”，病人躺在上面。
他们上路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它在向他招手，他感觉到了。
他看见了延河边的宝塔山。激动、兴奋冲击着每一根疲劳的神经，浑身的血呼呼直奔。就连奄奄一息的教员也双目生辉，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病自然也就好了三分，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将病人送进延安总医院后，他按照学校的吩咐，到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据说他们那里缺人手。
他被分配在中央出版发行部青年队工作，还是勤务员的工作。
不多久，他又调到新华书店当勤务员。日复一日地推移，头顶上的“员”也随之不停地变动，通讯员、书店店员、书店管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