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简单换算的想法，也不能怪当时的人，因为官方也曾经考虑这样换算。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发交孙家鼐遵行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四章学生出身第二节说：小学毕业为经济生员;中学毕业为举人;大学毕业为进士，可以引见授官。举人可以做各处的学堂教习。进士可以就他的专长，给予工作，协助新政。录用得愈广，成就愈多。只是孙家鼐提出修正，认为学成出身的资格要慎重，严定额数，认真考核，以免冒滥。见陈东原 《中国教育史》页492，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
总体而言，多数人都顺了进学堂这个趋势，只是有一点放心不下，甚至想两边讨好。稍为出人意外的，是这种反复虽然温和，但是时间比较长。
开始时，在改设学堂和正式废除科举的几年间，有些人一边读学堂一边备科举。蒋梦麟进了浙江高等学堂，接触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革命党人的出版物，同时又奉父命考秀才，这种双重身份，使蒋梦麟自己也觉得迷惘：
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又埋头读书，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如隔世。静定的，雾样迷蒙的中世纪生活，似乎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蒋梦麟《西潮》页7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