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踏入二十世纪，延续了一千年的科举、五百年的八股文走到它们历史的尽头。这种转变最少使一两代人，深处一个新旧更替的时期。在众多回忆经历中，新旧的过渡是很有趣的，有趣的背后，是千年难遇的变迁现象。
1901年清廷下令从省到县的各级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科举仍旧维持，但考试内容却以分析历史时事的策论代替八股。1905年下令所有乡会试及各省的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由学堂出身，科举制度从此废除，长达千年，本已天经地道的士绅的传统进身之阶已堵塞，这无疑是士绅教育转型的一大转折。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页88，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由仕途改变，引来教育转变，是被动的。然而在大转变前后，不少早已厌倦科举的有识之士已主动努力提倡新学。1898年戊戍维新时九岁的陈布雷，亲自体会过家庭中求变对个人的影响：
其时维新变法之议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为八股必废，故不欲予先习四子书，而以五经立识字为文之根基。是年清廷果下诏废八股，改以策论课士，旋复诏复其旧，大哥以为八股之运命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先考深韪其言，徐先生初不信，大哥力陈其理，亦释然。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页4。陈布雷原为报人，后任蒋介石私人秘书，与戴季陶同为国民党内两支健笔。
早在科举正式废除之前，人心思变已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大多数人则是从实利的角度送子弟入学堂。科举既废，一切士子由学堂出身，进士及第的价值换成了学堂的等级。冯友兰小时由母亲教读书，废科举后，他的母亲想到，光叫孩子在家里上学，没有一个资格，恐怕于前途有妨碍：
说到资格，当时人的心中，还是以科举的资格为标准。无论什么资格，他都要把它折合成为科举的资格，心里才落实。好像习惯于旧历的人，谈到新历的月日，他总首先要把它折合成旧历的月日，他才觉得心里清楚。按当时清朝所定的学校制度，在县城里设小学，在省城里设高等学堂，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学校分为这三级，恰好原来科举功名也有三级：县一级的功名是秀才，省一级的功名是举人，中央一级的功名是进士。成了进士，就算是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把这两个三级折合起来，县里小学毕业相当于秀才，省里高等学堂毕业就等于举人，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就等于进士。有很多人推测，朝廷将来会把这三级的功名赏给这三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这样规定，不过这样地传说，多数人认为这样做也合情理。传说纷纭，母亲心里也怀疑：如果光叫小孩在家念书，将来连一个秀才的功名也没有，那就很不好。说到秀才，母亲深深知道这个功名的份量。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2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