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视家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是教育的第一关。虽然说，以往生养得多，大人又事忙，对于孩子，不如现在又要供书教学，又要练琴学画，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的父母在教养上可以很轻松。
在孩子四五岁，未正式读书前，父母若有能力，会承担一些教读之责。教读书、教作文等工作，一般由父兄承担。如果父亲是塾师，这工作更是责无旁贷，到别人家处馆，也把孩子带在身边。“十八世纪以后，科举不第被迫以授馆为生的父亲数增，课徒之时兼而教子的情形也更为普遍。”熊秉真《好的开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页223。《近代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中研院”，1992年。至于母亲，有两项工作最易协助，一是教识字，一是教诗。
由于中国字比较繁复，所以认字是孩子未入学塾之前最宜学习的一项。传统中国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知书识字的母亲相对较少，即使出于书香门第，也不一定满肚诗书，但倘若不是文盲，那么认识几百字，以应付小儿的识字教育，还是绰绰有余的。据所见，教孩子认字的工作不少由母亲负担。浦薛凤、陈立夫、黄炎培、赵元任都是由母亲教识字；沈从文由母亲教了六百字，一边认字，一边还有外祖母喂吃糖；胡适的母亲出身农家，本来不识字，由胡适之父教会一千字，到胡适学认字时，就充任助教，父没空时代其教胡适，也教会了七百字。至于教读书和作文，则较少由母亲负责，纵有也只是代理性质。
母亲教读的现象，乃由于父亲往往有自己的活动，有时营商，有时外出，或宦游，或坐馆，总之，不一定时常在家，因此教子之责就由母亲来承担了。例如冯友兰的父亲做官事忙，所以虽然很重视儿子的教育，但是根本没有时间来理会，送到小学上学又不放心，就设想出由母亲课读的方法。冯友兰的母亲读过几年书，识一些字，但有时会音不会义，就等父亲在家时问。到父亲有空时则出题作文。这种教育当然是不完整的，不过当时读书重视背诵，所以还能对付过去。茅盾茅盾是著名小说家，著有《子夜》、《林家铺子》等。读书未有如此支绌，父亲既非为官，也不营商，更无种田，但是忙于自己的学问计划。家中虽有家塾，却不愿送儿子入读，嫌其教法陈旧，想以自己安排的新学教育儿子，而恰好茅盾的母亲不当家，有空闲时间，而且未婚时曾读书，有才女之名，所以就由母亲课读。
另一项经常由母亲教的功课是念诗，郭沬若、柳亚子、俞大维、钱歌川均由母亲教过念诗。中国为诗教之国，母亲在其中也有一些功劳。许多妇女没有读过很多书，但读诗都琅琅上口；若读过书的，除了《烈女传》等妇女思想守则之类的书之外，诗是必读课程；至于有才女之名的，诗更是烂熟，甚至能自己作。妇女对孩子的诗教有很大作用。
俞大维说：“我对文学的认知，主要是来自我母亲的启蒙。……很多诗词在我们幼年时便由母亲口授而能背诵，这些文史知识的传习，经由母亲教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补，其影响也最为深厚弥远。”俞大维《俞大维传》代序。俞大维是曾国藩外曾孙，史学家陈寅恪的表弟。数学家。钱歌川“从三四岁开始，母亲就教我念一些唐诗五言绝句，自然也能背诵好些首”。钱歌川《苦瓜散人自传》页3。钱歌川曾任中华书局编辑，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