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大部分的打没有这样劳师动众。打得最多的是手心，不少老师喜欢打头，而打屁股是最严重的。郭沫若认为“扑作教刑”，自古中国就以打为教。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如何发展成如此，近代私塾教育流行打的原因，反映了最少行之几百年的中国教育观念。
传统中国人普遍相信打的作用，郭沬若记当时俗语说：“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宋末的《三字经》有云“教不严，师之惰”，教师以做严师为骄傲，至于学生，李宗仁说，对着这样的严师，“怕和恨之外，简直无情感之可言。这种教法，自今日眼光来看，不特不能启发学生的智慧，适足以得相反的结果。卒至一般学生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李宗仁的塾师是他的父亲，但并无特殊对待：“我们的私塾也不例外，我父亲尤其是秉性刚直，责功心切。同学中被斥责、被罚跪，事极寻常。我那时也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书房内受苦。”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页19。父母亲人既然普遍接受严师出高徒的观念，所以几百年来，许多父母是痛在心里，而眼巴巴看着儿子受罪。
郭沬若记：
我最忘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胞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天的价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就这样打得一头都是胞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后来从军的将军张治中张治中是国民政府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曾参与两次上海抗战及长沙战役。永远忘不了的一个回忆：
夜深更静，我还没有放学，我的母亲不放心，体念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儿子，一个清瘦的小孩子。她常常深夜一人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从壁缝里，门缝里，看到我读书的疲倦情形，等我放学出门时，她就不禁拉着我的手流下泪来了。慈母之泪，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
当时的父母大抵是抱着希望儿子成才的心情，来忍受打和罚的痛苦。而小孩子，则以逃学为抵抗。沈从文常常逃学，家里不大明白他逃学的原因，反以为是教师太宽的过失，因此又为他换一个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