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社会发展要付出四种代价，即投入性代价、目标限定性代价、牺牲性代价和失误性代价。第一种代价指的是人类要实现某种或某些发展目标而必须或必然要作出的投入或付出；第二种代价则是由于选择了优先需要关注的主导性的发展目标，从而导致了对其他有益的发展目标的抑制、损害甚至丧失；第三种代价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整体的长远发展或少数人的发展总是出现个人或大多数人利益被损害的普遍情况；最后一种代价指的是由于人的错误或主观失误所造成的背离自身价值取向的或原本就不该发生的消极后果。前两种代价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后两种代价则是可以避免的。但问题是，我们即使在投入性代价方面，付出的成本也太多了。
首先是资源和环境。当代发达国家曾走过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不和谐的时代，这种厄运如今同样降临在中国身上。而且，由于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将环境危机转嫁给别国，所以，高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也更大、更厉害。国内学者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就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
3.05%。自2005年年底松花江污染事件以来，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从生态角度来说，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并非危言耸听。
不该付出的代价则以新双轨制下的腐败和管制最为突出。所谓新双轨制，是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旧双轨制而言的，根据学者钟伟的解释，它指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以及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钟伟的计算显示：即便忽视错综复杂的国有企业问题，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在新双轨制下每年带来的损失在11500亿元，高达GDP的9％。
经济增长的代价还包括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维护金融稳定运行的成本、国企改制成本以及因诚信问题而引起的巨额的交易成本，等等。2006年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近10年来，国家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体系稳定。”计算所得表明，1998年~2008年中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投入了约3.24万亿元的成本。而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几年前的透露，仅职工身份置换，至少还需要8000亿元到1万亿元，由此推算，已经改制的国企，国家为其买单不会少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国企改制成本至少高达2万亿元左右。至于信用成本，据2002年11月月底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企业信用论坛”透露，中国一些企业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
经济发展的代价过大，特别是发展代价与收益群体之间出现严重的反差背离，将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使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成果打了折扣。过去我们相信，只要经济增长最终能够让每个人都受益，改革就是利大于弊。但现在，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民众对本国经济的负面情绪却日益升温。所以，对于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从经济角度而言，增长代价过大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再平衡的艰难。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再平衡任务。如上所述，中国过去的发展方式属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力优势，来谋取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甚至还有加剧；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经济结构的固化；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缓慢；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减弱。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这种粗放式发展模式逼入了绝境，难以为继。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尽管今年以来，随着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复，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有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可能中断的，因此，也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最近又通过了有关中国汇率的法案，人民币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纷纷出台，它们大部分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