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更有质量的增长——变革体制才有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规定性，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经济增长的数量可用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GDP增速快，表示经济增长快；GDP增速慢，表示经济增长低。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是指增长速度的快慢，它更包括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来说，可用人们的收入来衡量。人们收入高，表示经济增长的质量好；人们收入不高，国民普遍贫困，表示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为人民所分享。
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在《四倍跃进——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一书中写道，物质资料的增长只是一种手段，在作出任何一项促进增长的决定之前，首先要明确增长的目的是什么、谁将受益、成本是多少、能持续多长时间、是否符合地球的发展规律等。他介绍，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感到社会福利指标对于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外围指标”，诸如环境退化、无酬劳动、教育成就等作为GDP的补充，以衡量社会真实福利的增长。如果人们不注重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虽然GDP在增长，但会被“补偿性劳动成本”抵消掉。这些成本包括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延误了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回收利用以及社会秩序混乱等。［1］这就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服务和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经济就会陷入无质量的增长中。
中国经济当前就处于这样的增长中。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与韩国的情况，这点看得更清楚。日、韩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时期，时间大约二三十年，就从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相继跃升到发达国家行列，目前他们的人均年收入都已在2万美元以上，从人口和土地面积来看，他们的人口密度要高于中国。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到2010年，也整整经历了30余年高速发展时期，每年GDP的增速平均达9%，但是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注意，不是人均GDP）才刚刚突破3000美元。这还是拜2010年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快速升值所赐，是一种被增长。这其间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源在我们的发展方式和制度问题。
一、经济增长的代价与再平衡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物质和减贫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经济总量来说，2008年中国GDP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德国位于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0年上半年又超过日本，坐二望一。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也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4000多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国早已从一个物品严重短缺的国家，进入到了总体物品过剩的国家，这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发展的代价也非常巨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总结人类的发展经验时，曾归纳出五种“不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它们是：jobless（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ruthless（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经济增长）、voiceless（没有发言权的经济增长）、rootless（没有文化根基的经济增长，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逐渐消失）以及futureless（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经济增长）。可以说，中国30余年的发展多少与这五种“不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有些类似，存在拼环境和资源、严重的生产事故、部分劳动者的权益被损害、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普遍的道德溃败等问题。对此，“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有表述，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