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这样的打算，车队到达莫斯科我就返回。但真到了莫斯科，我便强烈感受到巴黎或者说欧洲的吸引力，穿越西伯利亚的艰苦似乎需要在巴黎歇上几天才能弥补过来。
9月11日，莫斯科到明斯克，行程520公里。我们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边境办理出关手续，从下午3点耗到凌晨1点。进入白俄罗斯境内要走240公里才到明斯克，睡下的时候是凌晨4点，9点半的时候我们又出发了，很快就到了布勒斯特要塞。布勒斯特、明斯克、斯摩棱斯克都是前苏联的“英雄城市”，只有拼死抵抗过德国侵略的城市才能得到这个称号。在布勒斯特，海关手续让我们又等待了7小时左右，我换上了一件在列宁山上买的T恤，上面是列宁头像。进入华沙，到柏林，590公里；到亚琛，710公里。9月15日，从亚琛到达巴黎，特意到滑铁卢一转，行程400公里。当天晚上和朋友会面，去了共和国广场的酒吧。
车队抵达巴黎之后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第二天，我们开着两辆车从驻地出来，由巴黎市政厅，经卢浮宫、歌剧院大道、老佛爷百货、红磨坊，开上了蒙马特高地，在卢浮宫拐弯时，一辆小雪铁龙别住我们，女司机掏出张纸片，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电话，飞快地用中文说：“你们从中国来？我去过中国，我叫白茉莉，我也打算开车去中国。”在圣心教堂的台阶上，看到沐浴阳光的巴黎，一路上始终没能克服的那种文化上的陌生感终于消失。
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对俄罗斯缺乏亲近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琐碎而沉重，索尔仁尼琴让我感到乏味，我试着阅读《古拉格群岛》，看到他毫无节制任由自己的感情泛滥，的确，他经历的一切足以让他有权利这样控诉，但是我们也有权利不理睬。我喜欢肖斯塔克维奇、拉赫玛尼诺夫、塔尔可夫斯基。
我记得我阅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是《牛虻》，第二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从外面的书店里买回来一本《爱情心理学》，结果下午第一堂课，半个班的同学都迟到了，他们都跑去书店去买弗洛伊德的这本书，下午的两节课，大家都埋头攻读《爱情心理学》。那大概是1985年，弗洛伊德和萨特是时尚，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拨人，喜欢的是西方的东西。
当年最先买来《爱情心理学》的那家伙，后来去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几年前，他导演的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上演，我在儿童剧场看了一次，在首都剧场看了第二次。有个大学生，看完戏激动地冲着台上大喊：“太棒了！”纪德曾经这样说：“如果不是在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个圣徒。”我那同学之所以要导演《保尔·柯察金》，就在于我们这一拨人头脑里混乱的念头相互纠缠得太强烈：革命、宗教般的狂热、个人自由。那位导演将一桶红色的油漆拎上舞台做道具，由于剧场的限制，他不敢为追求效果把红油漆全洒向舞台和前排的观众。但他喜欢来点儿血腥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