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失去的生活(6)

在叶卡捷琳堡的宾馆里,窗户关不严,灌进来寒风,我盖着两条毯子,翻看斯坦伯格编著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这本书汇集了尼古拉二世的日记、书信、苏维埃当年的文告,当事人的工作汇报等档案材料。凄风苦雨之中,我荒谬地想,尼古拉二世是1917年退位,我们比俄罗斯早几年推翻皇上,为什么要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到了中国”,怎么就不能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传到俄罗斯”?1812年的大炮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枪声怎么就传不开呢?

我带着一本老牌中国文艺青年的著作在旅途中阅读,那就是《赤都心史》,20岁出头的瞿秋白被《北京晨报》派到莫斯科当记者,所写文章透着那么一股“给个棒槌就当针”的孩子气,即使他临死之前写就的《多余的话》,也带着20世纪30年代文人特有的那份絮叨劲儿。我还带着纪德的《访苏归来》,带着《苏联的最后一年》,躺在吉普车后座上,一遍遍听着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书本上的沧桑故事与眼前的风景相互重叠。

从叶卡捷琳堡出城47公里,就来到乌拉尔山脉上的欧亚大陆分界纪念碑,在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份由叶卡捷琳堡旅游局颁发的“横跨欧亚大陆证书”。证书上注明此处为北纬56°50′、东经60°30′。9月7日,从彼尔姆至喀山,行程690公里。9月8日,从喀山至莫斯科,行程820公里。车出喀山,走过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大桥,太阳从层叠的乌云中探出一束光,正照在这世界上最长的内陆河上,每个人都看见了那美妙的一景,但大桥上没法停车,谁也没能将那一景拍摄下来。

从莫斯科到巴黎

“十二月党人”被处死和流放的消息传开之时,14岁的赫尔岑和好友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发誓,要奉献此生,为人类自由平等而奋斗。赫尔岑在欧洲写就《彼岸书》《往事与回想》。如果他留在国内,他一定会被沙皇定为“精神病人”加以看管,就像沙皇对待另一位作家恰达耶夫那样。

麻雀山后来改名叫“列宁山”,莫斯科大学就在山上,山上的平台有许多小贩在出售俄罗斯套娃。我去了红场和胜利广场,前者比我想象的要小许多,后者则有国家神圣的气势。红场的一个角落,有4个“特型演员”在招揽游客与他们合影,这4个人是马克思、列宁、尼古拉二世和普京,花200卢布可以与他们4个人合影,游客离开后,4个人立刻每人分走50卢布。我们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车队里有人唱起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旋律我非常熟悉,但歌词一句也不知道。至于《三套车》《喀秋莎》等等更是陌生。车队里50岁上下的人大概都会唱几首前苏联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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