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卡捷琳堡的宾馆里，窗户关不严，灌进来寒风，我盖着两条毯子，翻看斯坦伯格编著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这本书汇集了尼古拉二世的日记、书信、苏维埃当年的文告，当事人的工作汇报等档案材料。凄风苦雨之中，我荒谬地想，尼古拉二世是1917年退位，我们比俄罗斯早几年推翻皇上，为什么要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到了中国”，怎么就不能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传到俄罗斯”？1812年的大炮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枪声怎么就传不开呢？
我带着一本老牌中国文艺青年的著作在旅途中阅读，那就是《赤都心史》，20岁出头的瞿秋白被《北京晨报》派到莫斯科当记者，所写文章透着那么一股“给个棒槌就当针”的孩子气，即使他临死之前写就的《多余的话》，也带着20世纪30年代文人特有的那份絮叨劲儿。我还带着纪德的《访苏归来》，带着《苏联的最后一年》，躺在吉普车后座上，一遍遍听着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书本上的沧桑故事与眼前的风景相互重叠。
从叶卡捷琳堡出城47公里，就来到乌拉尔山脉上的欧亚大陆分界纪念碑，在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份由叶卡捷琳堡旅游局颁发的“横跨欧亚大陆证书”。证书上注明此处为北纬56°50′、东经60°30′。9月7日，从彼尔姆至喀山，行程690公里。9月8日，从喀山至莫斯科，行程820公里。车出喀山，走过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大桥，太阳从层叠的乌云中探出一束光，正照在这世界上最长的内陆河上，每个人都看见了那美妙的一景，但大桥上没法停车，谁也没能将那一景拍摄下来。
从莫斯科到巴黎
“十二月党人”被处死和流放的消息传开之时，14岁的赫尔岑和好友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发誓，要奉献此生，为人类自由平等而奋斗。赫尔岑在欧洲写就《彼岸书》《往事与回想》。如果他留在国内，他一定会被沙皇定为“精神病人”加以看管，就像沙皇对待另一位作家恰达耶夫那样。
麻雀山后来改名叫“列宁山”，莫斯科大学就在山上，山上的平台有许多小贩在出售俄罗斯套娃。我去了红场和胜利广场，前者比我想象的要小许多，后者则有国家神圣的气势。红场的一个角落，有4个“特型演员”在招揽游客与他们合影，这4个人是马克思、列宁、尼古拉二世和普京，花200卢布可以与他们4个人合影，游客离开后，4个人立刻每人分走50卢布。我们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车队里有人唱起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旋律我非常熟悉，但歌词一句也不知道。至于《三套车》《喀秋莎》等等更是陌生。车队里50岁上下的人大概都会唱几首前苏联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