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这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刺耳，他当即反驳说：“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录下来，讥讽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只有那么一个数量，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间获取，那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以司马光之见，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加赋”其实比“加赋”还要坏，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不过是想办法偷偷地夺取民间财富，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
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很长时间，“争论久之”。在这场火药味甚浓的大论战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神宗徘徊其间，无比为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
有关延和殿廷辩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派占了上风，而实际上，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心。6个月后，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与1000多年前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王安石在后来的几年里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招，它的“政策版本”源于桑弘羊，不过，与前辈不同的是，王安石在政策初衷和操作方式上更有递进。
桑弘羊推行均输法的初衷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以促进商品的均衡流通为目标。而王安石明确提出自己之所以要“均输”，根本目的是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轻重敛散之权”，防止富商大贾进行投机活动，国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与商争利”的特征昭然若揭。其次，王安石专设发运使衙门，还从国库中专项拨备出500万贯、300万石大米，作为均输的本钱，这也是桑弘羊及刘晏所没有尝试过的，表明王安石的均输更加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
在推行均输法的两年零八个月后，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各大城市的贸易商人必须到市易司获得核准的身份资格，否则不得擅自经商。市易法推出后，均输业务并入其中，在流通领域构成一个集采购、运输和定价销售为一体的国营垄断体系。
青苗法的提出比均输法晚了两个月，这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也是他最为得意的手笔，据他自己说，这一思想源于《周礼·泉府》——尽管他曾说过“祖宗不足法”，不过在后来，他不断地到《周礼》中去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一点跟王莽很类似。其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利息总计为40％。王安石以现存于各地国有粮仓中的钱谷1400万贯石为青苗本钱。
王安石的这三大政策一举笼罩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两大领域——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