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国反击战(6)

萨科齐中国遇冷

美国变得和善了?未必见得。美国采取的策略,更多是侧面突破,既要中国的合作,更要中国的让步,而通过其他国家施压,美国更可坐收渔翁之利。

美国拉拢的目标,一是欧盟传统盟友,二是新兴的大国。只不过,这次美国开始动用最高层的游说力量。

2011年3月,奥巴马访问巴西,与巴西新当选的首位女总统罗塞夫商谈,问题之一就是人民币汇率。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项目负责人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打趣说,美国和中国正在竞相取悦巴西,“美国和另一个大国中国竞相拉拢巴西,这迅速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美国看准的是巴西的忧虑。作为拉美地区的最大市场,巴西也是中国商家进军拉美的第一选择。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国对巴西出口增幅达到了61%,总额为256亿美元。大量中国商品的涌入,给巴西人带来更多实惠的同时,必然也给一些巴西企业带来压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巴西货币雷亚尔持续升值,更加剧了巴西企业的困境。不少巴西人士开始附和美国的主张,认为巴西经济碰到的一些问题,肇因也是人民币被低估了。

巴西综合发展研究中心桑德拉·里奥斯就认为:“雷亚尔对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中国产品得以廉价进入巴西市场,让巴西产业很难竞争,巴西纺织、制鞋和机床等不同产业都想征服施压,要求采取对应措施。”

美国在拉拢巴西共同对人民币施压。但对于美国的分化,巴西人也了然于胸。巴西所在的拉美地区,传统上都属于美国的后院,但美国表现出的超级大国的傲慢,让包括巴西人在内的拉美民众一直对美国没有多少好感。

相反,中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也成为巴西平衡美国经济渗透的一个筹码,更何况,在巴西的对外贸易版图上,中国已是巴第一大贸易伙伴,重要性更甚于美国。

巴西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副部长雷斯表示,尽管中巴存在着摩擦,但“我们不能短视,只顾及眼前利益,让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污染两国合作的潜力。”巴西发展、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亚历山德罗·特谢拉则明确说,巴西不会与美国一起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巴西政府并没有与中国发生商业战,也不会迫使中国改变其政策,巴西不会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

巴西的明智,显然就在于加强与的中国合作,更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2010年3月的《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就说,中国增长迅猛的经济帮助巴西“变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全球之星”,“过去人们只知道巴西是一个货币汇率起伏不定的阳光沙滩旅游胜利,而现在巴西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这主要得益于十年来向中国大量出口铁矿石、大豆等产品”。

在2011年4月巴西总统罗塞夫访问北京时,中巴签署了十多项的合作文件,涵盖能源、电力、农业、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仅科技和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就会给巴西带去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中国的机会如此重要,也让罗塞夫就职以来第一次到房西半球,首个目的地就是中国。

此外,则是巴西和中国同属于新兴国家阵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金融秩序等关键性问题上,有着更多的矛盾。

2011年春天,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在海南三亚召开峰会,更成为新兴国家协调一致立场,向发达国家要权的一次公开表现。

自然,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会成为焦点。相反,五国发表的《三亚宣言》明确要求:“我们呼吁各方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峰会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目标,重申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应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金融时报》颇有感慨地说,金砖国家峰会的议程坚决排除了一个有争议的议题,那就是中国的外汇管制,“对中国的多数贸易伙伴来说,这都是一个问题”。

新兴大国没有接受美国的诱惑,但一些欧洲国家,却未必不擅于表演。

2011年G20轮值主席国是法国,一直以“小戴高乐”自诩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虽然一度和美国立场保持距离,但他也总是择机发出自己的声音,看似公允,但实则给中国施加新的压力。

比如,对于盖特纳提出设立量化指标解决失衡问题,法国曾立刻表示拥护。

法国还宣布,G20将召开一系列的“汇率研讨会”,首场活动拟定在北京,而萨科齐本人也希望亲自到场。萨科齐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在中国方面取得突破,以向外界炫耀其外交成果,按照法国媒体解读的,萨科齐此举是希望“迫使中国人谈论人民币问题,让他们完全意识到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息息相关”。

这种冒失的态度,立刻遭到中国的拒绝。对于法国的高调,中方表示,研讨会应定在工作级别,不要成为一个政治性场合。《华尔街日报》则分析说,中国已一再表示将按照自己的进度、自己的方式处理汇率问题,“在北京看来,最糟糕的情景就是在自己国土上举行的一场会议公开施压,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那可能会让政府在国人面前难堪。”

难堪是其次的,最主要的,则是这将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对这样的国际会议,中国确实没有必要捧场。

于是外界注意到,2011年3月31日, 这次“汇率研讨会”最终移师南京举行,虽然G20的财金首脑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出席开幕式的元首,只有萨科齐一人。而且,中方多次表示,此次研讨会是非正规和学术性的。这可能也是全球最高规格的学术性论坛了。另外,会议只有一天。

对于东道主的“极度冷淡”,《世界报》就评价说,在失衡问题上,法国和中国之间“爆发了首场严重争端”,萨克奇希望把全球失衡、并因此把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作为首要议题,这自然遭到中国的拒绝,“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惨败”。

萨科齐显然也意识到了中方的不满。在开幕式演讲中,他颇为委婉地说,他对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充满期待,他并且颇为讨巧地说,这次会议在中国主办,这是人民币走向更加灵活性的第一步。

法国人搭建了舞台,美国人没有理由不唱好自己的戏。美国财长盖特纳在研讨会上,则再次呼吁采取灵活的汇率机制。他说,固定和浮动汇率不匹配问题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

对于外界众望所归的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货币,盖特纳则明确限定了前提条件:新的货币必须具备弹性的汇率政策,独立的央行,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时任IMF总裁的卡恩也表示,他将考虑把人民币放入SDR一篮子货币当中,时间是“越快越好”,但人民币汇率首先要由市场自由决定。

显然,盖特纳、卡恩等人是在为人民币设限。现在的SDR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组成。为避免美元贬值导致其他国家陷入困境,国际社会一直要舆论呼吁SDR替代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而理想的SDR,显然应该包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民币。

从未来看,人民币可自由浮动并成为储备货币,应是大势所趋。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通胀的加剧,人民币升值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但按照美国所要求的大幅升值,显然于中国不利。

道理很简单,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过去的几次金融危机,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如果放弃这道防护闸,金融危机一旦卷土重来,中国将很难幸免。而且,外贸在中国就业和整体经济中,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转型未充分之前,贸然大幅升值,必然给中国外贸带来灭顶之灾,加上中国已累积的社会矛盾,动荡将很难避免。

更何况,人民币升值是西方对华施压的一张牌。人民币不升值,中国该骂;人民币升值,中国还该骂,因为升值的幅度永远不会达不到西方的预期。中国不管怎么做,永远满足不了西方的胃口。

比如,2011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肇因问题上,“股神”巴菲特就调侃说:在美国,每当什么事谈及不对劲的时候,人们不是责备华尔街和华盛顿,就是责备中国。美国人的这种心态,其实正是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所指出的,不过是美国对中国崛起感到难以接受,“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痛苦的。

痛苦的表现,就难免会报以幽怨的目光,一有问题,就猜疑是否是中国搞的鬼。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自然也总是吹毛求疵。在意识形态上,基于对“神秘中国”和“共产中国”的疑虑和成见,当需要转移焦点时,某些美国人士更乐于打中国牌。对他们来说,指责中国反正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

在这种大背景下,围绕着人民币汇率的斗争,还在继续,最猛烈的时候,可能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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