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将刘少奇要求“主席的批语也印发”一事报毛泽东同意后，立即把刘少奇的检讨稿批送有关人员提意见。在这一过程中，除陈伯达在检讨稿上提了一处修改意见外，未见其他人提书面意见。刘少奇本人又对检讨稿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前半部分。后来，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未开，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推迟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心内容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讲了话。他们都指名攻击了刘少奇、邓小平。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大会上作检讨。在正式检讨的头一天，刘少奇把稿子送周恩来作最后的审阅，这时题目已经改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
恩来同志：
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
敬礼！
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二日
十二时
周恩来没有提修改意见，当天就把它和邓小平的检讨稿一起批示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送上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的检讨，请即付印；准备在廿三日大会上分发。印好后先送刘、邓两同志各一份，并送主席、林总各一份。”刘少奇的检讨稿，被印成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六，发给全体与会人员。
刘少奇的检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错误”；二是历史上犯过的“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三是犯错误的原因。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刘少奇是尽量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中的口径来检讨的。他首先承担了责任：“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在检讨历史上犯错误时，刘少奇比较详细地说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点到的1962年、1964年的错误，他按照毛泽东批评的口径说：“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最后，他检讨了犯错误的四点原因：（1）“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2）“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3）“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4）“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