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军属于战略预备军，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才临时划拨给第九战区。
第十军当时风尘仆仆赶到长沙，打的却是一个窝囊仗，成为被日军先后击垮的三个军之一。
在随后的南岳会议上，蒋介石站在台上一个个追查责任，查到第十军的时候，给了评语：指挥无能，作战不力。
李玉堂其时就坐在下面，听到之后脸都白了，其他第十军的师长也紧张万分。
幸运的是，杨森在追击的过程中缴获了一张日军作战地图。蒋介石一看，在第十军阵地前沿，竟然标示着三个半师团的番号。
按照通常经验，中国的一个军对付一个师团都很吃力，何况三个半。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蒋介石缓和了口气，“看来就算你们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这样还算不错。”
说是“还算不错”，但李玉堂还是受到了撤职处分。处分令下，第十军官兵都为李玉堂鸣冤叫屈，而新任命的军长与李玉堂有同窗之谊，在听说之后，便以部队调防、走不开为由，迟迟未来上任。
部队再能战，若无良将统领，亦难以发挥效力，薛岳只得再找李玉堂，可是后者因深感委屈，整天闷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
难事还要由高个来办。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只是寥寥数语。
第一句问：“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
第二句问：“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
在李玉堂给予肯定回答后，蒋介石撂下一句“长沙交给你”便挂断了电话。
据说，蒋介石的头脑里几乎保存着手下每一个将领的容貌、个性和对他的服从程度，这个固然“不科学”，然而十分有用。
李玉堂随即以撤职留任的名义回到第十军，并担负了守备长沙的重任。
地堡战术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十军虽经整补，也仅有两万人，人数上只相当于日军的一个师团，要想守住长沙并无确定把握。
然而，李玉堂没有选择。自古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一样的对手，他必须用不一样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再夺回来。
第十军的使命就是在长沙拖住日军，李玉堂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在长沙保卫战中贯彻的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守原则，即从远至近，从外到内，对日军进行逐次削弱和磨钝，直至迟滞其前进。
在李玉堂不分昼夜的督建下，长沙城外遍布许多小地堡。别看小，只有一人高，但起码对于步兵来说，每一座都不是那么好攻的。
步兵无法，便推上炮兵。
日军火炮轰击时，李玉堂正在吃饭，一颗炮弹落进指挥所，把墙上的玻璃击得粉碎，碗碟和筷子也被炸断，但他倒是吉人天相，一点事没有。
定了定神，继续吃，没有筷子，就用手抓。
幕僚赶紧问：“是不是换个位置？”
李玉堂回答：“不动。”
幕僚又建议道：“那我们快点吃。”
李玉堂依旧静定自若，“不用。”
身边又不是围着摄影记者，所以李玉堂用不着作秀，他如此镇定，乃是因为成竹在胸。
由于从新墙河到长沙的道路早就遭到彻底破坏，因此日军的特种部队很难大批开进长沙，随步兵师团作战的，只是用马匹驮来的山炮和平射炮，而且数量有限。
第十军炮兵和战区直属炮兵加一块儿，却有四五十门之多，而且其中有很多榴弹重炮，李玉堂让它们在岳麓山上一字排开，等的就是日军炮兵露头。
找准位置后，重炮一阵猛轰，完全把对方的炮兵阵地给压制住了。
在地堡群的交叉射击下，名古屋师团的直属加强大队一晚上便被扫得精光，整个大队最后只活了一个日本兵。
长沙没有城墙，名古屋师团能进入长沙城内，完全是靠死尸铺路，硬挤进去的，然而进了城以后，另一场噩梦又开始了。
城里不可能筑起密密麻麻的地堡，李玉堂采取类似于赤壁大战中的锁船办法，将房屋的墙壁全部凿通，使作战部队可以在每座房子间穿梭来去，同时又在屋顶设置了观察哨和火力点，“铁链锁船”对日军的威胁并不比地堡来得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