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本身已演进出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混合结构”：公司基金、非营利地位、拥有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的理事会，以及与官方外交大使具有同样地位的峰会。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人员是从参加论坛的公司和新加坡等国政府的雇员中借调过来的，同时该论坛也把人员借调给联合国机构和智库服务。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体现着我们所处的后现代时代的特色，因为它允许人们保有当前多样化的身份特征。比尔·盖茨在达沃斯同时以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和盖茨基金会负责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只是他逐渐会把话题更多地转向如何消灭疟疾而不是软件。的确如此，正是在达沃斯，盖茨第一次产生了建立他的开创性基金的想法。乔治·索罗斯在达沃斯既是一个能影响汇率走势的亿万富翁基金管理人，也是一个民主活动家。理查德·布兰森的身份则是“维珍集团董事长”和“环保斗士”兼而有之，他开出巨额奖赏吸引一批新成立的技术开发公司投身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还有波诺，他出席论坛的身份是“同一个战役”（涵盖非洲发展各个方面的慈善项目）的领导人，只是在晚上，他才回归摇滚乐明星的身份。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扮演的角色之间不会产生任何冲突，该论坛能够为他们拓展各自的优先领域提供足够的空间。
提倡建立某种形式全球民主的人援引古希腊集市的例子，希望未来世界能像古代那种不受强制的市场一样自由运转。但是，能最好诠释世界经济论坛精神的不是“集市”，而是一个拉丁词语：consilium①，意为“咨询会议”。许多人诬蔑世界经济论坛暗中进行秘密社团活动，还与一些腐败的政府有阴谋交易。但是，要知道没有哪个首席执行官需要辗转来到达沃斯搞这些猫腻，他们完全可以一整年都待在伦敦、纽约、日内瓦、莫斯科或利雅得等城市干同样的事。关于社团活动，世界经济论坛透露出的信息是工业部门内部（即各公司之间）的透明度与政府的管理规章一样重要：他们想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互相监视。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能使工业巨头在项目推进中发挥整体优势。比如建筑公司在拉丁美洲将项目资源用于减灾工程；矿产公司在非洲管理医疗诊所；信息科技公司在中东建立网络学习院校。如今许多公司参加达沃斯和其他世界经济论坛的峰会，就是为了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社团公民，而且在该论坛的赞助下，越来越专注于这项事业。
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及其所资助的日益增多的倡议行动发挥着传播媒介的作用，有助于领导人发现什么事能一起做，什么事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从而据此进行劳动力分工，完成工作任务。各国总统和部长在联合国大会或其地区集团会议闭幕时，总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朗读一遍，念念不忘捍卫自己地盘的利益。而公司执行官、部长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在离开世界经济论坛召集的会议时，都会一边拿着一堆潜在合作伙伴的名片，一边盘算着如何一起做大外交项目。世界经济论坛给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导者都留下了家庭作业，使他们变得一年比一年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