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经纪人：克林顿全球倡议
每年9月，纽约人都会遭遇市中心区交通噩梦，因为世界各国领导人会在这时来参加联合国大会。公园大道上的行人站在蓝色的街垒后面焦躁地等待着，他们通常要等将近一个小时，看着全副武装的车队呼啸而过。这些车队要将各国总统、国王以及政要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运送到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再送到联合国总部。在过去5年中，交通拥堵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在时代广场附近的希尔顿酒店要同时举行另一个会议。许多纽约人或许不知道这个会议，但是他们正在见证一场贯通市镇大街的、关于如何管理世界的外交决斗。
2008年，外交官要求取消当年联合国大会压倒一切的主体地位或优先权，这让人目瞪口呆。然而在几个街区以西的希尔顿酒店就不存在这样的混乱状况，那里正在举行被许多人称为“克林顿盛大聚会”的国际讨论会。“克林顿全球倡议”与联合国大会同时召开不是巧合，比尔·克林顿选择这个时间是为了吸引大约60个国家领导人（还有几百个商界领袖及来自90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参与，为其行动增加合法效力。但是这样做确有展示“克林顿全球倡议”取得的成就、让各国领导人感到相形见绌的意味。当然看上去这些国家领导人也很有可能是被带到希尔顿酒店学习观摩的。在2009年年会上，围绕“行动胜于言谈”的主题，克林顿说：“90%的政治都是关于你计划干什么和你计划花多少钱之类的问题。”针对政治中支出和行动不同步的现象，克林顿希望把钱用来实实在在做点事。他说：“我们知道做什么，就是把我们大家组织起来去做需要做的事那么简单。”
与世界经济论坛相似，“克林顿全球倡议”不需要公共资金来维持自身运转，而它也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由富有的企业家和儿童投资基金会担保，“克林顿全球倡议”得到大约12家大型公司、基金会和政府的经常性支持。其名人云集的讨论小组成员，比如“卫生伙伴”机构创始人保罗·法默、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旺加里·马塔伊等，坐在一起交流他们如何每天影响数千人的生活，而不是坐在一起发表刻板的演讲。“克林顿全球倡议”的所有会议在结束时都会制定具体行动条款，而不只是提出建议。其全体大会只在赞扬某人就某重要事务作出承诺时举行。克林顿本人会以握手或拥抱的形式表示对义务承担者行为的赞赏。人们对克林顿服务于公众的举动深表感激，克林顿完全有可能成为最好的联合国秘书长，只要他想得到这个职位。他具有“让某人上羞耻簿”的个人威信，这对于改变恶劣的行为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克林顿已经找到了自己前进的轨道，这个选择更为明智。他开创了一项新的外交模式，胜过费时费劲地与早已严重过时的官僚体制角力。克林顿行动的出发点简单而优雅：通过尽可能多的方式在世界顶端10亿人和底端10亿人之间建立联系。需要指出，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并不是要进行理想的重新分配或实施一项特大的援助项目，而是为了把大公司、大企业的注意力从高附加值的品牌和产品转移到低成本而又广阔的发展机会上。如果还有一个平台供我们去观察世界从仅10年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走了多远，如果还有一个平台供我们去审视企业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许多不同地域的管理方式，那么这个平台就是“克林顿全球倡议”。
“克林顿全球倡议”的作用还在于它能把政治家、商人和公民社会领导者置于同一平面去规划如何在共同行动中实现合理的劳动分工。没有哪个首席执行官或政府首脑被授权参加“克林顿全球倡议”—他必须自己去争取。要进这一道门只有一条路，即首先来到“责任办公室”，提交一份可行且有资金保障的计划，支持某一地区发展和环境、健康或教育行动。比如“克林顿–亨特发展计划”就致力于促进卢旺达咖啡公平交易，并通过引进更为科学的种植遮阴树的方法来提高咖啡生产的生态效益。仅在2008年，在非洲有大量业务的企业就承诺提供3亿美元用于支持小型企业，并另外提供1亿美元用于扩大自助银行业务。过去常常游说政府拨付资金的非政府组织，现在转而投向“克林顿全球倡议”的怀抱，加入到企业的行动中。在过去3年中，“克林顿全球倡议大学”也已经启动，激励着成千上万名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参与进来，为可持续发展项目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