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私营合作模式”，没有比互联网更好的例子了。互联网是由美国军方发明的，现在由一个独立、小型、非营利的组织—互联网域名与地址分配机构负责管理，为用户提供登记域名和IP地址服务。虽然该组织由思科、德国电信这样的公司提供资金，但其21位董事会成员是通过网上选举产生的。互联网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种联系方式都更广泛、深入和安全，是因为它是一个“分布型网络”。“云计算”，而不是高楼大厦和臃肿的官僚机构，代表着未来全球的治理方式。
大外交强制我们把意识形态的争论扔到一边。在由各种行为体和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组成的新兴市场上，我们能够通过多样性组合产生集体智慧，这样的整体优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正如著名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基欧汉所说：“如果世界知道世界上的人们知道的事就好了!”搞外交需要更多像盖川崎这样的硅谷连续创业家，他不信任精英统治，而赞成富有激情、不断尝试以及从错误中获取经验。就像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喜欢说的一句话：“迅速的失败反倒是件好事。”我们应该不断试验、不断学习、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不断进步。和谐和同步，而不是控制和指导，是管理上需要具备的新的优良品质。当今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权威或一个通道，而是有许多；当今世界正在形成的规则不是从上至下制定的，而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当今世界在国家和市场之间不能“两者择一”，而只能“两者全选”。
外交不是完美的艺术，而是调节的艺术。虽然外交不可能阻止每一个军火商、性人口贩卖分子、森林伐木工或流氓交易员（也不会劝说大不列颠或其前殖民地居民靠右行车），但它体现出的原则能帮助我们管理这个凌乱不堪而又相互联系的世界。大外交不能以官僚主义者的方式推行，因为官僚主义者习惯于在组织结构图中纠缠不休，主要关注谁在纸面上拥有最大的权力。相反，大外交应该像由最好的设计师和机械师组成的汽车生产团队那样思考问题，主要关注如何让能源在机器中得到更有效地利用，或是像建筑师那样，让形式服从于功能的需要。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人们可以看到彼此正在从事的工作，每个人都面临业绩压力，没有人能躲藏在官僚主义的筒仓中。
在这个时常变换联盟的世界，到底谁说了算？谁负最终责任？亚里士多德是民主的怀疑论者，他希望规则是“为人民服务”，而不一定“由人民制定”。对于他来说，一个政权的优点在于让公民安全和福利最大化。今天也差不多如此，谁能创造出成功的结果远比谁进行干预重要得多。注重行动的外交，即“注重功绩的外交”，是合法性的新硬通货。哪些行为体希望在公众心目中具有合法性，就必须证明他们能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在这一方面，联合国的一些部门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不仅拯救了大国漠视的地区的许多人民的生命，还改变了世界处理类似于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等问题的方式。而无论食品安全还是公共健康都对政治稳定有重要的影响。因为联合国的上述机构不占有头等重要或核心的地位，所以哪里出现问题，它们的工作就做到哪里。而且它们也是商业活动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一起充满热情地完成各项工作。这些行为体配得上他们所获得的一个又一个诺贝尔奖。对联合国的其他机构来说，以往允许安理会、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组织慢吞吞地处理相关事务的宽容共识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些机构发现自己已处于一种奇怪的悖论中：它们的存在本是为了提高效率，但现在废除它们反而最有效率。
“惰性”正在给“不耐烦”让路。关于全球民主的模糊概念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更有责任心的民主才是。政府的官僚主义者或许会叫嚷“主权国家是合法性和问责制的唯一载体”，但是这一正统学说缺乏想象力，在这个需要新点子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我们不可能很快就建立起许多国家和人民都参与的富有意义的全球民主，但我们现在能够建立起更有责任心的民主。全球化虽然无法催生出全球宪法，但以“gov、com、org”为后缀的网络外交家仍然能够发挥监管作用，把各方联结成相互负责的整体。如今，非正式的机制可能比正式法律更有效力，因为这些法律既得不到遵守，也无法强制实施。看看eBay的例子吧，那里同行之间遵守固定的价值体系，买家与卖家相互监督，共建诚信和高效的商务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