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对全球政治结构进行改革，全球政策就不会得到改革。从历史上看，或是需要一场重大危机，或是需要一次技术革命，才能开启这样的变革。如今这两个条件我们都具备了。无论是抗击恐怖主义和艾滋病，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大外交都已跃至领先于传统国家间外交的地位。与过去外交以主权为代表把每个国家区别开来不同，大外交致力于创造众多社团“和谐一致”的状态，以管理好我们共同的空间。伟大的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认为社会的本质超越于个体活动之和。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对劳动日趋复杂的细分创造出一种非常有活力的、团结一致的氛围。学者和政治家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找寻分界线，但在现实中，这三者之间的界线已越来越模糊，变得无足轻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行动导向型的网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办成什么事，如今这一网络正在成为21世纪外交的奠基石。过去我们还能数得过来积极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有多少个，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变得无穷大了。短期政治无法筹备全球性解决方案所需的高额启动资金，但“灵巧的外交联盟”能够做到。
大外交是人类面对这个高风险、大混乱的新中世纪世界时能作的最佳选择。每个人似乎都对宏观性难题有自己的微观解决办法，大外交把这些微观解决方案带到宏观层面，作为一个“系统程序”。这个世界不需要任何新的全球组织，它需要的是现有行为体之间展开更好的合作，组成越来越多的新的联合体。这不是关于金钱的问题，而是关于效率的问题。大外交的基础设施是在相关代理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沟通和联系渠道，其上层结构是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指引方向的标志和路牌。大外交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它能否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1、包容力：通过吸引政府、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加入，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
2、去中央化：广泛传播能力，尽可能贴近要解决的问题，促进权力授予和弹性机制建设。
3、相互负责：在参与者中打造基于信任的团队，确立相互之间的责任义务及需要完成的任务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