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中国在15年长跑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称，中国入世对全球经济具有“历史性意义”。 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而一张紧迫的时间表也摆到了面前。在此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外资将可以分批逐次进入中国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在条件成熟后，还将允许海外投资者直接投资内地证券市场。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新空间里，中国将开始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大融合、大引进、大变革成为国际化的重要任务。此前十多年中那种礼节性的握手与试探，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波澜壮阔的中西交汇。海外第一流的人才来了，先进的交易机制理念来了，虎视眈眈的华尔街机构来了，狼奔豕突的国际资金来了。包括监管能力、市场主体、融资方式，国际化的进程骤然提速。
时代展示的是一幅广阔的画卷。当中国资本市场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时候，国际化的力量一度成了改革的重要推手，首先体现在监管方面。香港资深大律师梁定邦1998~2004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史美伦，曾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史无前例地被聘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他们既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内援”，又是“外教”。
史美伦到来时，内地股市处于2 000点高位。在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任上，史美伦推行多项变革，包括保荐人制度、发审委改革、建立退市机制，以及独立董事制度。她将自己坚守原则的风格带到了内地，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名副其实的“铁娘子”。
虽然梁、史二人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惊鸿一瞥”，但他们开启了内地股市监管水平走向国际化的大门。中国股市的监管理念、政策与手段，从此逐渐显现出与国际规范接轨的特征。
中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在大步流星地推进。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合资浪潮汹涌澎湃。法国里昂、摩根大通、瑞银、瑞信，这些曾经只在媒体中出现的“大鳄”，都出现在了内地证券市场。曾经有人担心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将使内地市场面临“沦陷”。事实证明，经过近10年的“与狼共舞”，中国非但没有让渡所谓的金融主权，而且在中外的携手中做大了市场蛋糕，锻炼了自身才能。
中国自己的投行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的能力。最典型的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香港发展10年之后，2007年将网点开到了华尔街，并取得了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发的牌照，成为冲出香港桥头堡，第一个把生意做到大洋彼岸的中资券商。
而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在这场融合的浪潮中受益匪浅。在迎来外资的同时，还迎来了“洋管家”。纽曼在来到中国前的20年时间里，先后从生死边缘挽救了3家亏损的银行——美洲银行集团、美国信孚集团、韩国第一银行，可谓功绩显赫。 自纽曼2005年担任深发展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以来，十分注重风险管理。他率领这家银行绕过了重重不良资产“黑洞”，取得了高速的净利润增长。
在融资方式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在逐步形成。追溯到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公开招股获得110倍超额认购，当时国际市场就引发了“中国热”。而上海石化、广州广船、昆明机床等首批国企相继在港挂牌上市，普遍都受到了海外投资者的热烈追捧。“我依然对昆明机床当时的认购盛况记忆犹新，它是首批来港上市企业中规模最小的一家，也是当时超额认购最厉害的一家，超额认购逾600倍。”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委员温天纳回忆起那段历史仍感叹不已。不仅是香港，中国内地的企业还到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地上市，H股、N股、L股、S股等构成了一幅全球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