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的选择

秦宏 叶苗 屈红燕 时娜

国际化,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图强,是华夏崛起的必经之路。

1990年,资本市场“西风东渐”,西方经济文明的核心精华最终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追溯百年前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来,中国近现代就是一部东西方激荡碰撞的历史,是“舶来品”融入庞大肌体的艰辛历程。

近2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壮大,更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并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性事件。它在我们古老民族的基因里,植入了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而我们又相对缺乏的契约、法理、公正的理念和精神。

回望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之路,我们可以重温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思索国际化前程,我们才能海纳百川,驶入百舸争流的竞争舞台。

将西方文明引进来

1988年,一个外国人预见到了数百年的世界资本市场舞台将迎来新的主角。他名叫尼古拉斯·哥德森,一位英国爵士,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他造访最早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的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营业部时,站在不到12平方米的房间里,感慨道:“中国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两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就是由嫩芽成长起来的,你们就是嫩芽。”他赠送了一幅油画,画面是小小的墙角,墙角下是古老竞技场的遗址,这正是300年前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老爵士意犹未尽,又亲手用中文歪歪扭扭写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8个字。

这就是缔造资本主义体系的英国人的深邃目光。

他们洞察到了这一细微而又不可逆转的进程。从1840年的打开国门,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到五四时期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老牌帝国们一直用阴沉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而这一次他们知道,中国人将学到西方社会的看家本事。

果然在两年后,证券交易所就诞生在了上海和深圳——这两个最能代表中国活力的城市。代表契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的资本市场,作为西方文明的精华之一,已经飘落到了这个即将腾飞的东方国度。

老爵士造访之前的几年,来自东方的邻国日本帮助中国培训了大批证券人才。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向中国提出帮助培养证券人才,中国工商银行从全国选派了一批分支行行长赴日进修。

可以说,在那个渴望吸收外界一切知识的年代,哪怕是中国的普通家庭,都在用一种最朴素的情感支持着“迈出国门,学习本领”的国际化之路。回首20年前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证券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外国结下了学习、交流和沟通的友谊。但国际化并不全是“列强们”送来的,而是包含中国人自己的艰辛奋斗。真正的握手也在不久以后实现了。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迈入崭新阶段,此时的资本市场与其他行业一样迸发着创新的活力。一件重大的变革,让中国经济渴求资金的目光与国际股权投资者的目光初次相遇了。1992年电真空B股发行上市,是中国资本市场首次与国际证券市场接轨的一个标志。

当时,中国经济刚开始起飞,需要大量资金。与此同时,国际上有很多机构和个人看好中国市场,苦于没有投资渠道。于是,一个在当时很大胆的想法——建立B股市场吸引外国股权投资者的资金,被提出且很快付诸行动。

国际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融资舞台,更是一个充斥着严格规则的竞技场。成熟的市场制度、严苛的法律条文、精明的风险投资家、挑剔的机构和散户投资人,都逼迫上市公司不得不严格地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严格地遵循各国市场的财务要求和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或许是历史的吊诡,这场过早的相遇并没有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B股市场难以摆脱当时整个经济体制的窠臼,与国际规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也是此后B股市场逐渐萎缩、发行停滞的原因。B股由于没有完备、规范、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只有沪、深两地几个暂行的地方性法规对这个有国际投资者参与的市场进行监管,B股市场无论在交易机制、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信息披露与股东服务等方面都有较大欠缺。这些使得B股一直呈现较低迷的市况。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曾说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单纯是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交易体制、会计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因而,遵循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制度规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几年后,这场涉及资本市场最主要功能——资金流动的握手,终于水到渠成。2003年5月26日,瑞士银行、野村证券两家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以QFII为代表的成熟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带来了理念的旋风。

QFII的到来让价值投资理念深入人心。 2003年7月9日,网络股泡沫破裂,上证综指从2 246点跌落至1 500点,市场一片哀鸿。同时,瑞银集团正式进入二级市场,高调买入宝钢股份、中兴通讯、上港集箱、外运发展等大盘蓝筹。QFII对当时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低迷的证券市场中最具活力的一股力量,最终演绎了“五朵金花”的蓝筹行情。而这,仅仅是国际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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