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晚些时候出版的一篇专访显示，萨利纳斯注意到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中将经济重建与政治自由化错误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这可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自由在墨西哥已经存在数十年了……当你进行急剧的经济改革时，你必须确定大家已对改革形成了政治共识。如果你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又进行急剧的政治改革，你会发现最终什么改革也进行不了。我们希望改革，但不希望因此出现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这段话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直到1989年晚些时候萨利纳斯还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持反对态度，而在1990年2月又宣布与美国一起致力于该目标。很明显，萨利纳斯充分了解墨西哥市场改革的政治风险，而他的美国导师却对此一无所知。在支持美国对墨西哥政策的经济哲学中从不存在这些风险。
萨利纳斯的担忧是非常有根据的。其他国家已有这样的例子，支持进行自由市场实验的政权最终却落得个自身倒台的下场，墨西哥也不例外。在1997年7月的选举中，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不仅将对首都的控制权拱手让与了左翼民主革命党的领导人库奥特莫克·卡德纳斯（Cuauhtemoc Cardenas），还失去了国会下院多数席位。民主革命党在全国范围内向保守主义的国家行动党发起强有力的攻势，以夺取主要反对党地位。革命制度党依然控制着参议院，并保持着最大的单一政党的地位，但是失去了执政68年所积累的全部席位。革命制度党政权的溃败被认为是其自由市场政策所引起的经济动荡所致。
墨西哥的自由市场工程加剧了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墨西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1992年，占墨西哥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控制了国家38%的收入，而占墨西哥人口一半的最贫穷阶层仅获得了18%的收入。墨西哥30%的人口拥有全国2/3的财富，这一数据与后里根时代的美国相比相形见绌，当时美国约55%的国家收入只分配给了20%的人口。墨西哥最底层的30%人口的总收入仅占全国的8%；1993年墨西哥的最低工资比1975年的一半还要低。许多调查都将墨西哥列为全球第三或第四位拥有顶级富豪人数最多的国家。据估计，排名前12位的墨西哥富翁财富总和相当于国家年度生产总值的10%。
比超级富翁的财富更重要的问题是墨西哥中产阶层规模太小，而在过去15年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导致中产阶层规模进一步缩水。要知道，1940~1980年，随着墨西哥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多。如墨西哥政治思想家乔治·贾斯达涅达（Jorge Castaneda）写道：
墨西哥当然有中产阶层，只是其人数太少，只占总人口1/4~1/3的样子。绝大多数人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中有穷人、城市居民、亚裔人等，都被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生活方式（包括公共教育、体面的医疗和住房待遇、正式工作、社会保障、选举权、拥有公共办公室、担任陪审团成员等）之外，平日自成体系，自我融合，无论生活、工作、住宿，还是做礼拜，他们都与非常富有的小部分人分开，也与人数较多的中产阶层保持距离……墨西哥革命后数十年，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些底层民众获得了一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一些人与社会上层融合，一些人成为新的商业精英，还有一些人成为新出现的中产阶层。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再次成为三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西班牙裔拉美人，即克里奥尔人（criollo），少数精英和上中层阶级，生活高雅而富裕；大量贫穷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还有完全赤贫的少数人，属于殖民时期印第安人共和国的原住民，包括恰帕斯、瓦哈卡、米却肯、格雷罗、普埃布拉、奇瓦瓦和索诺拉等族人，今天一概被称为“深墨西哥人”。
墨西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改革扩大了贫富差距，也倒转了前40年中产阶层增长的势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加剧了上述形势的恶化。随着1994年货币贬值危机前夕“严厉计划”的制订，墨西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如艾·坎普（Ai Camp）的评论：“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及其经济模式，催生社会向上流动性和扩大中产阶层的能力，这是一个有重要分歧的社会问题。塞迪略总统制订的‘严厉计划’存在一个巨大的危险，即许多墨西哥人或许会因此失去中产阶层的地位，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将再无法从工人回升到中产阶层。”
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墨西哥社会造成的影响并不限于中产阶层的萎缩，还极大地恶化了众多穷人的生存环境。1984年，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未正式实施前，占墨西哥人口半数的穷人能够获得20.7%的国家收入，到1992年，这一数据跌至18.4%。毫无疑问，1995~1996年，墨西哥最贫穷的群体占据国家收入的比例或停留在这一低水平，或继续下跌，目前相关数据还没有取得。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40%的百货商店被合并成美国风格的超级市场。美国零售商店如沃尔玛和凯马特的进入导致成千上万家墨西哥小型的夫妻店倒闭。一些经济自由化政策，比如对传统土地保有权的私有化、取消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等，使得农村集体和私人种植户深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咖啡价格的暴跌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