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西观察新西兰实验结果后总结道：“10年激进的结构调整产生了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评论道：“不到10年，新西兰已从福利干涉主义的堡垒转变为新自由派的天堂，实体经济和政治权力都转移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在这一或许可以被称为‘权力私有化’的进程中，公民只落得个经济市场上消费者的角色，而在政治市场分享不到什么。”许多证据都支持上述评论，一项统计表明，1991年新西兰17.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非常巧合的是，新西兰失业人数的增加恰恰伴随着政府对福利项目有目的、有选择、大规模的削减，而这些都发生在政府为实现货币主义者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的目标而抛弃凯恩斯主义之后。
在充分就业的目标被放弃后，越来越多的人只能依靠福利度日，福利政府又自然回归了。结果是新西兰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即便在新西兰政府被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拖累的年代也没有出现过，它就是经济上被边缘化，社会上被排挤，只能依赖福利生活的底层阶级。
美国右翼理论和学说是新西兰新自由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思想源泉，而就在美国，底层阶级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大。对于熟悉美国右翼政府和学说的人来说，这真是太有讽刺意味了。根据美国新右翼传播的信息，贫穷和底层阶级是僵化的福利制度的产物，而自由市场制度不会这样。他们还宣称福利政府的道德风险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人类心理学不变的法则所决定的，正如自由市场注定为人类带来好处和实惠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广泛的宣传经常在美国之外且与美国国情迥异的地区出错，比如它从来不符合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福利的覆盖范围和水平远比美国更全面、更慷慨。要知道，美国的福利制度长时期不覆盖那些美国式的底层阶级。这一宣传也从未在任何真正意义上适应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情况。在高福利的奥地利或挪威，那些无法无天的底层阶级在哪里？加拿大的底层阶级在哪里？人口老龄化，还未改革的新西兰的底层阶级又在哪里？在新右翼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观中，这些问题从未被提出，更别提回答了。
在新西兰，美国新右翼的理论取得了一个少有的奇怪的功绩：在实践中自我否定。新西兰政府几乎废弃了所有的社会服务部门，并将人们按收入水平分级以有选择性地确定福利受益对象，这一举措导致了一个新自由主义贫穷陷阱的产生，这正与新右翼坚定的断言相反。
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底层阶级并不是大福利制道德风险的产物。虽然这确实与福利制所滋生的依赖文化有关，但这一文化部分是由新自由主义福利改革和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创造的。新西兰与英国一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范例，即新自由主义制造了贫困，造成两国底层阶级急剧膨胀。
除了底层阶级人数的增加，新西兰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也令人咂舌。根据对劳动力市场的新立法，员工与雇主谈判薪酬的能力被极大地削弱了，与此同时，小幅降低收入税的方案付诸实施，越富的人越受益，结果造成新西兰的收入差距大于其他所有西方国家。
新西兰从中央政府到市场的权力转移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如同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一样，这一进程是国家权力系统综合深入推动的结果。新西兰采用另一种形式的英国议会专制主义重塑本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凯尔西这样写道：“10年中，强大的中央政权强力推动改革，几乎无视民主程序和多元政治的存在，在一个私有领域精英的帮助下，对新西兰的经济和民众生活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
这场改革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奉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二是1990年后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作为两党共识；三是1989年解除国家储备银行的民主义务，同时严令其不管经济大环境表现如何，必须坚定地维护货币体系的稳定；四是将新自由主义国内经济政策与新西兰对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条款的承诺捆绑在一起，通过此项措施，确保该政策不受政治反对派任何可能的影响。
更具决定性的是，新西兰在重组已对资本流动开放的经济体系时，实际上赋予了国际资本对其公共政策有效的否决权。只要公共政策被认为对竞争、利润和经济稳定构成冲击，国际资本就能以撤资来威胁废止它。新自由主义改革因此在政治上已不可逆转。新西兰公共政策较早阶段的社会民主目标不仅仅是被撤销、废除或改革那么简单，它们实际上被当做民主实践的选择而遭遗弃。这场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将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义务隔离开来，永不交会。
